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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南vs王哲珠 | 城市里的個人和個人的城市

更新時間:2019-10-17 來源:《青年文學》2019年第10期  李德南 王哲珠 

李德南:你的寫作取材廣泛,風格多樣,而且鄉土文學、城市文學、科幻文學都有涉及。對你來說,走這樣的寫作道路的動力主要來自哪里?

王哲珠:我是一個好奇心很強的人,在寫作上這種好奇表現為各種嘗試、各種題材、各種表現手法,針對不同內容,營造不一樣的語言氛圍,在我的創作過程中,這種嘗試與探索從未停止過,對我來說,這是寫作樂趣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管怎么嘗試與改變,有一點是沒有改變的,也可以說是我寫作中“固定的點”,那就是對這個時代的敏感,對時代的關注和自己的思考,這時代中心靈的震蕩與尋找,這個時代人價值觀甚至是人本身意義的重新定位。對這個“固定的點”的執著也是我寫作最大的野心與動力。在這個“固定的點”的前提下,取材、表現形式等嘗試既是寫作樂趣,也是寫作的勇氣和堅持,是為“固定的點”盡可能尋找合適的路徑。

李德南:寫作確實應該保持一種探索的精神。你的小說《非典型創業》,也強調要有一種變化的意識。它著重寫了周六月的創業過程,周六月在談到城市和鄉下的不同時,認為“城市是跑的,車在跑,樓在跑,人在跑,日子在跑,在城里要跑著才能站穩腳,要是立住不動反而會晃”。她強調在城市里一切都是變化著的。小說里也一直在呈現各種各樣的變化,比如消費觀念的變化和審美趣味的變化,也包括生活方式的變化,以及技術的變化。在寫這篇小說時,你個人最關切的是什么問題?

王哲珠:變化是城市的常態,這是《非典型創業》里很重要的“點”。我關切這樣一群年輕人,既無法當白領,又不甘心打工,夢想奮斗出屬于自己的事業,他們是創業的一群,但沒有資本,沒有門路,沒有人脈,靠開一家小店或擺個攤點,算不上真正像樣的創業。周六月、劉俏、吳昂他們靠打工積累一點小錢和一點經驗后,開始經營自己的店面,夢想著能開成連鎖店,做成品牌,起起落落,一次次失敗重來,同行的競爭、城市的發展、經濟環境的變化、政策的變動等,環境的每一次變化對他們的生存乃至命運都是無聲的地震,給他們的身心與信念帶去巨大的影響。城市帶給他們越來越大的壓力,也教會他們越來越多東西,不管怎樣,他們追趕著城市,從未停止。最終,他們的理想將落在何處,或許追趕的過程已經成就了夢想本身。《非典型創業》另一個關切的是人與城市的關系,城市打擊了這些年輕人或讓這些年輕人成長,這些年輕人也成為城市生態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們參與了城市精神空間的構筑,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李德南:談到城市文學,能否談談你的城市觀和城市文學觀?

王哲珠:對城市我其實是陌生的,雖然我十多歲時就舉家搬往小縣城,但那不算真正的城市,只是一個較大型的鎮子,至今為止,我在真正的大城市都是短暫停留,沒有長時間居住。但我的弟妹皆早早奔往大城市拼搏,經歷無數曲折迷茫,也經歷無數欣喜與奮進,加上我對鄉村變化的敏感與關注,鄉村與城市的關系對我有觸動,所以城市于我又是如此接近。對于城市,我的感情是復雜的,我害怕城市,在城市里不停迷路,不管去哪兒,樓和路構成了迷宮,車和人都在不停尋找出口,帶著驚慌失措的慌亂感。我也向往城市,在我看來,城市是個巨大的海洋,象征著無數的可能性和難以預料的生活,象征著各種奇跡的發生,這于我有極大吸引力,雖然我很清楚這種想象帶著濃重的浪漫色彩。總的來說,我的概念里,城市是難以把握的,有多大的自由就有多大的束縛,有多大的奇跡就有多沉的命運重擔。但不管多碎片化,城市與城市之間多么同質化,我個人認為,真正的城市應該是有其獨特氣質的。就我而言,提到北京,會感覺其厚重大氣,還帶著那么點傲氣;對于廣州,印象竟然是古樸,隱含著韌性極強的煙火味;深圳給我的感覺是明亮年輕的,有種朝氣蓬勃的活力;上海是風情的,從骨子透出的時尚嫵媚,既現代又古典。于我看來,真正的城市文學應該是能觸及城市內里,能敘寫出城市氣質的——就算這種內里和氣質是個人化的也好——寫出城與人的關系,城市與心靈是有所聯結的。當下某些城市文學事實上只是城市背景的故事,或者生活于城市的人物,或者只是添了城市符號,故事懸浮于城市表面,人物與城市呈現剝離狀態,符號很多時候成了裝飾品。心靈應該參與城市,城市對心靈有所影響,真正的城市文學該寫出城市的人與人的城市。城市文學的內里與特色,歸根結底來自于城市的內里與特色。

李德南:你談到真正的城市文學應該寫出城市的人與人的城市,這種表達不應該是游離的,不應該是符號化的,這我很認同。我還想進一步指出的是,真正好的城市文學應該關注城市里的個人和個人的城市,對此進行辯證的書寫。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很多作家的城市觀其實是二元對立式的——城市要么是天堂,要么是地獄。這樣一種思維構成一種認識裝置,不管作家在寫作的時候,面對的是怎樣的城市,面對的是怎樣的人群,面對是怎樣的處境,這種“要么……要么……”的思維都已經先在地主宰作家的寫作。說到這一點,我覺得《非典型創業》這篇小說里,寫到周六月和吳昂這一對“奮斗時期”的青年時,他們對城市的態度是健康的、復雜的、積極的,他們在城市的快速發展中求生存,更多的是選擇如何適應城市,雖然有挫折、有迷惘,但是不怨恨、不消極,尤其周六月這個城市新女性的形象,對她的塑造是很有意義的。二〇一二年上海世博會的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意在向世界表達中國人致力于構建美好城市的愿望。周六月的心中,就始終抱有這樣的美好愿望。現在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充滿簡化主義的天真,依然流行,也是許多作家在書寫城市時難以覺察的認識裝置。不管是鄉村還是城市,其實都有美好的一面,也有糟糕的一面。而在城市寫作當中,諸如此類的本質主義的、整體主義的城市觀又是沒有得到反思的。它支配了中國城市文學寫作的想象力,想象力貧乏的、對現實缺乏洞察力的文本由此被生產出來。今天的和未來的城市寫作,如果想要有所突破,我覺得必須打破這一認識裝置。重構城市觀,可以說是城市文學再出發的一個起點。城市其實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克魯帕特有一段話,我覺得說得特別好,他說對于城市,“不是在好對壞的意義上來理解它,而是在好和壞的意義上來理解它。城市會分離人們,也會凝聚人們,會產生壓力,也會創造機會……城市對某些人是天堂,對有些人卻是地獄;有時更好些,有時糟糕些;對某些目標有益,對另一些卻不十分有利。兩種極端——以及某些灰色地帶——比肩而立”。這段話,考慮到了城市的復雜性,克魯帕特對城市的認知是辯證的。除了城市,人本身其實也是非常復雜的所在。城市中的每個個體,都有他們非常具體的訴求,有他們的喜怒哀樂,有他們具體的、不斷變化的境況。因此,當人與城市相遇,是復雜與復雜的相遇。各種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在處理這種復雜性時,其實是有局限的。對復雜性的打量和呈現,正是文學的優長所在。它能夠宏觀地記錄時代的變遷,也能夠深入個體的內在世界,能夠以細致的筆墨呈現作為個體的人在具體情境中的所思所想。因此,我特別看重文學。在今天,文學也許不是最受關注的表達方式,但是它的存在,可以說是無可替代的。另外,如果要推薦一部城市文學作品的話,你會推薦哪一部?為什么會選擇推薦它?

王哲珠:如果要推薦的話,中國的小說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張愛玲的小說,國外的會想到愛德華多·門多薩的《奇跡之城》,我個人感覺,它們書寫出某個城市的氣質,文字里氤氳著那座城市的氛圍和味道,城與人是聯結在一起、互相成就互相影響的,在其中,我讀到人的命運,也讀到城的命運。我還想特別提一下奈保爾的《米格爾街》,嚴格來說,它并沒有真正意義的城市書寫,但我認為他以看似碎片的書寫把握住西班牙港某種整體性的東西,將零碎的東西整合起來,這對我的城市書寫有很大的啟發。或許這是我對完整的執念,總奢望能把握住某些東西,事實上,城市之復雜之豐饒之碎片化是無法把握無法整合的。

李德南:你談到的“對完整的執念”,這其實是人的一種形而上學的本性,也就是渴求從總體上抽象地理解整個世界,進而把握住整個世界。但人又是一種有限性的存在,生命有限,認知能力和認知范圍也有限,只能從有限眺望無限。包括對城市的認識也是如此,很多時候只能從感知開始,從碎片化的認識開始,然后逐漸擴大、深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小說是一種過程詩學。它的意義,主要不在于最終呈現了什么,而在于對事情的過程的呈現,包括用什么樣的方式去呈現。小說免不了要對很多事情提出追問,追問的結果,不能說絲毫不重要,但過程總是要重要得多。當然,借助寫作的過程而想明白一些什么,這個對作家本人是有益的,對生活世界本身可能也是有益的。還有一個問題,也是我想和你聊一下的,現在電影對人類情感結構的塑造作用正在變得越來越大,在電影中,我們也會經常看到對城市生活的關注和表達。有不少人正是通過電影而對遠方的城市有了向往。你有過這樣的經歷嗎?你有沒有特別想去的,甚至想在那里生活的城市?

王哲珠:這應該是很多人會有的經歷,我也不例外,電影語言對城市的表達比文字更直接、更有畫面感、更具象,也更容易將人帶進去。看了大量的諜戰片之后,我有段時間特別想去上海,想象中是老上海的樣子,著一身旗袍,在充滿風情的街道上走走,這完全是想象中的上海,有種幼稚的浪漫,電影往往就是會帶給人這種浪漫,這與電影的表達有關系。但這種向往僅限于走一走,待一段時間,很少有城市讓我產生想在那里生活的沖動,我更鐘情的是小城,帶著獨特風情的,不閉塞又沒有急哄哄的慌亂感的,煙火味仍然濃重的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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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南:文學博士,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專業作家,兼任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著有《“我”與“世界”的現象學——史鐵生及其生命哲學》《小說:問題與方法》《有風自南》《途中之鏡》等。曾獲《南方文壇》年度優秀論文獎、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等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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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哲珠: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省文學院第四、五屆簽約作家。在各類文學刊物發表小說一百多萬字,有小說被選刊轉載。出版有長篇小說《老寨》《長河》《琉璃夏》《塵埃閃爍》,小說集《琴聲落地》。曾獲廣東省有為獎·第二屆“大瀝杯”小說獎。現居廣東省揭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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