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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欽丨往事越千年

更新時間:2019-10-28 來源:黃國欽

住在廣州,總想知道,廣州的前世今生,番山在哪里,禺山在哪邊,中軸線在哪個地方,城市如何變化。

自從有了這個念頭,我就變得有點不安分,有點不由自主,有點情不自禁。在一個個華燈璀璨的夜晚,又一個個市聲喧囂的白日,順著一座座騎樓相接的連廊,我走向歷史,走向時間指引的深處。

一座赭色的城堡一樣的建筑,橫亙在騎樓的后邊,沉穩、肅穆。從對面的大樓俯瞰下去,它就像一個巨大的張開的口,對著天空,要訴說一段遠去的歷史。

一個人,就是這個時候,從赭紅色的城堡里走出來,趙佗。城堡曾經是他過去的王宮——南越王王宮。如今,城堡是南越王宮博物館。

走在趙佗前面的還有一個人,任囂。對,任囂。廣州有城的歷史,就是從這個人手上開始的。

任囂沒有想到,公元前214年他督兵營建的任囂城,歷二千二百三十二年后,如今,依然是皇皇廣州的城央。

現在,廣州城里,很多人都不知道任囂是誰了,也沒有幾個人愿意去了解,任囂,做過哪些。但是,英雄不會落寞,有人,總會記得,這片土地上開疆拓土的先人。

任囂是歷史上廣州建置的第一任首長:南海郡尉。再往前,就是嶺南的部族部落時期——百越中的一支南越。嶺南不像中原、江漢、淮海,有商周、有春秋、有戰國。秦朝以前,嶺南沒有歷史的記載,沒有民風的采集,只有人們印象中口傳里的瘴疫、蠻荒、異俗。秦滅六國、敗匈奴以后,始皇帝雄視天下的眼睛,就一次次越過五嶺,掃描這片波濤洶涌的南方。

當時,廣州只是珠江口內的一片丘陵、洼地,山岡起伏,林莽遍布。越人,就棲居在這片陽光強烈、雨露沛足的水邊山林,漁樵狩獵,椎髻箕踞,夜伏晝出。

戰爭,就在一個陰晦的早晨,在五嶺的一個隘口,短兵相接。那個短兵相接的晦暗的早晨,是公元前219年,始皇帝紀元的二十八年。這一年,應該是一個和風細雨的豐年。經過十年摧枯拉朽的征戰,滅韓、滅趙、滅魏、滅楚、滅燕,最后滅齊,又休養生息了兩三年,始皇帝統一天下,征服百越的壯志雄心,又如火如荼。這一年的春末,還是夏初,是雪霽,還是輕風,都已經不要緊了,要緊的是始皇帝在幾個不眠之夜以后,在一個黃道之日,在咸陽章臺宮中,拜屠睢為國尉,發兵五十萬,分五路大舉進攻嶺南。

歷史,從這次戰爭起就進入了拐點,嶺南,開始了與中原的互動,不管這種互動是什么形式,開始了開發的步伐,不管這種步伐是如何的踉蹌、曲折。《淮南子·人間訓》當時這樣記載這次秦朝的軍事行動:?

“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殺南野之界,一軍結余干之水。”

那時候,黑衣甲胄的秦兵,旌旗獵獵,軍容肅整,挾滅六國之威,敗匈奴之勇,五路鐵騎兵車,滾滾而來。

東邊一路,自今江西向東進發,攻取甌越、閩越;居中二路,直指南越,其一經今南昌,越大庾嶺入廣東北部,其二經今長沙,循騎田嶺直抵番禺;西邊二路,一路由萌渚嶺入今賀縣,一路經越城嶺入今桂林,攻西甌、駱越。

秦甌戰爭的風云,自公元前219年起,就在百越,此起彼伏。先不說東邊的一路,當年就攻下甌閩,把浙江福建,納入秦帝國的版圖。中、西路兩廣的越人,卻不像閩浙那樣輕言放棄,他們依據險嶺高山,荊棘叢林,溪澗峽谷,與秦軍相持游擊,回旋拉鋸。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是所向披靡的秦軍所沒有料到想到的。滅六國的時候,一年兩年,就下一個國家。強大的趙國、楚國,也只是兩年多一點點的時間。而今,深陷嶺南,已經漫漫五年,依然毫無勝算。《淮南子·人間訓》載:“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歷史,就是從這種字里行間,向我們打開了一線縫隙,讓我們窺到了嗅到了一種戰場的氣息。這種戰斗到底,決不投降的血性和氣概,讓秦軍恐懼和失措。

屠睢,就是在這個時候,暴露了他的蠻勇和一意孤行。王翦、王賁、蒙恬滅六國、敗匈奴,是進退有據,恩威并施,攻心為上,每戰必勝。居中欲下番禺的屠睢,卻沒有像他們一樣審時度勢,胸有成竹。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在氣候炎熱、水土不服、地形不熟、士卒勞倦的情況下,要命的是糧食匱乏、蟲蝎侵襲,螞蟥和山蜈蚣防不勝防,仍我行我素,涉險深入,終于在西江畔的三羅地域,也就是今天的羅定郁南,中了越人的埋伏,在亂箭之中,被毒矢射殺。

我是在解放路迎賓館的任囂墓上,緬懷任囂的。這是一個抔土為岡的小丘,岡上一座紅柱綠琉璃瓦的小亭,亭中有一方墨色的石碑,寫:故秦南海尉任君墓碑。

屠睢死了,三十萬大軍伏尸流血,秦兵大敗。任囂,就是這個時候,進入始皇帝的眼光。公元前214年,任囂和趙佗,率兵五十萬,又重新揮師嶺南。

關于任囂征戰嶺南,史書記載不詳。古今史家大都主張任囂與趙佗,一正一副,率軍南來。廣州文史、考古專家麥英豪卻考證分析,認為嶺南是趙佗打下來后,任囂為秦始皇委派,空降到嶺南任職。我認可麥先生的這種分析。公元前214年,秦征服嶺南,置南海、桂林、象三個郡。任囂,就是在這一年,從咸陽出發,舟馬勞頓,奔赴番禺。書讀到這里,我才明了了秦始皇經略嶺南的用心良苦。秦朝建置,郡設郡守、郡尉、監御史。始皇帝在反復斟酌,反復掂量之后,做出一個令人吃驚的決定,三個郡均不設郡守,只設一個南海郡尉,統領三郡,桂林、象僅設監御史治之。始皇帝這一招,說白了,就是,任囂,嶺南交給你了,就看你了。也可以說,始皇帝還沒有想明白,那么遙遠的山后邊,那么格格不入的族群,天朝應該怎么管,先放一放吧。

任囂到了番禺,第一件事,就是選址、筑城,建南海郡治。筑城,就像安營扎寨。安營扎寨是臨時措施、臨時思想,隨時都要開拔、轉移、出發。筑城,是安身立命,建立政權,管治一方。任囂的不世之功,就是為廣州城,選定了一個兩千多年不變的城中心。世界上,歷兩千多年城市中心沒有挪移的,只有廣州、羅馬、埃及的亞歷山大,然后,你再看看,還有誰呢?!

我無法理解,現在的人們,大多也無法理解,任囂,是怎么做到的呢?

徘徊在北京路上,我一直在想,任囂那個時候,珠江簡直就是一片汪洋,江面,足足有兩公里寬,北岸就在現在的中山四路中山五路,南岸,一直到了現在河南的同福路。叫做任囂城的番禺城,就在現在倉邊路、越華路、吉祥路、中山四路中山五路四至之間。繞著這一圈四至走走,總有一些歷史的蛛絲馬跡,可供追蹤。站在北京路口,面對著財廳,面前的中山五路,是原來的珠江北岸,視線越過財廳大樓的穹頂,隱隱看去,是越秀山的五層樓。對了,這就是任囂的選項。番禺城前有珠水,背有靠山。

說到山水,就要說說廣州老城的原始地形,說說廣州城區高低起伏的地形地貌,說說廣州,是如何從半島的形狀,演變成了陸域,也說說任囂,如何堪輿。兩千多年前,任囂筑城的時候,珠江還尚未成形,后來的珠江三角洲,在那時,還是茫茫南海靠近大陸的臨界部分。番禺城,就在出海口的北岸,這是一小片特別適宜于古人類聚居的平原。平原的北沿有丘陵,丘陵附近有茂密的林莽,這丘陵后來就被稱作越秀山。越秀山下的平原分作兩脈,一脈從西麓往西南方向延伸至海邊,形成半島,半島的南端有小山崗,叫坡山,這半島就被古地理學家稱作坡山半島。平原的另一脈從東麓往正南方向也延伸至海邊,形成了另一個半島,半島的南端也有小山崗,叫番山,半島也就稱作番山半島。番山半島和坡山半島中間隔著個小小的海灣,叫海珠灣,到了東漢,海灣淤成了洼地,兩個半島連成一片。

如今番山的遺址,就藏在我身后的文德路,坡山的痕跡呢,就在廣州西邊的五仙觀。

其實,任囂任南海郡尉之前,趙佗跟他并沒有什么交往。趙佗在20歲弱冠之年,就已經奉命率軍攻越。他沒有時間,去認識他這位后來的上司。與兇狠蠻干、好勝逞勇的屠睢不同,趙佗穩扎穩打,步步為營。從公元前217年接過屠睢殞命、秦兵大敗、伏尸流血幾十萬的爛攤子,到公元前214年略定嶺南,趙佗顯示了行軍打仗和戍邊安境的兩種才能。你看,戰爭的四年時間,他更多的是開道路、移民、邊貿、和傳播中原先進文明。他讓內地逃亡的罪犯、賣身的奴隸、做買賣的商販、貶謫的官員來到嶺南戍守,還向始皇帝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讀書讀到這里的時候,我一個失笑,還有誰這樣打仗的嗎?!但真的,這樣一個一個落腳點推進,使秦軍變客為主,無有了后顧之憂。

我想,趙佗這樣的攻略百越,任囂應該是時有所聞,欣賞備至,這是日后,他們付托、結盟的基礎。我在南越王宮博物館,就感到了他們兩個人的默契。

南越王宮博物館,準確的名稱,應該是西漢南越國王宮署博物館。剛開始看到這個怪誕的名稱,很多人都覺得詫異,我也譏笑這個命名的人,文字不通,邏輯也不通。宮是帝王居住使用的地方,署是官員辦公居住的處所。宮就是宮,署就是署,這樣涇渭分明等級森嚴概念完全不同不能混淆的字眼,怎么能搭配一起組成詞組呢?后來我知道是我淺陋了,該笑話的人是我。幾出幾進西漢南越國王宮署博物館之后,我算弄清楚了,任囂筑番禺城以后,這一處地方,這一圈范圍,發生了多少我們應該會很感興趣的故事。數給你,西漢南越國王宮、五代十國南漢國王宮,還有三國吳國廣州州治、兩晉廣州州治、南北朝廣州都督府、隋朝廣州刺史署、唐朝嶺南道、嶺東道節度使府、清海軍節度使司署、宋朝經略安撫使司署、清海軍大都督府、元朝廣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江西行中書省、明清廣東行中書省、廣東承宣布政使司署,所有的官署都在這里面。

陶侃搬磚,見諸于《晉書》《世說新語》,還有唐初宰相房玄齡寫的筆記。房玄齡寫道:?

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于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

講的是東晉將軍陶侃,遠任廣州刺史,朝搬百磚于屋外,暮搬百磚回屋內,日復一日,勿使自己閑逸荒嬉的典故,原來也發生在這片宮署里。廣州人太用心了,宮、署,宮署,一個復合詞組,解決了兩個不能并列的難題。

兩千多年前的廣州,真的帶給人許多遐想。我總是在琢磨,那些先賢,給廣州,帶來了什么?!

任囂真是一個開疆拓土的先人,他帶給廣州的,不僅是一座城池,還有遠見、膽魄。遠見和膽魄是兩種范疇,并不容易兼而有之。任囂把遠見和膽魄,運用到了極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東巡會稽,病死沙丘,二世元年七月,陳勝吳廣起義。任囂當時扶病,面對如此突發事件,他馬上反應——獨召龍川縣令趙佗到番禺,告以天下形勢,并囑托后事。任囂說:?

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邦、陳勝、吳廣等州郡各興兵聚眾,虎爭天下,中國之亂,未知所安,豪杰叛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到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

任囂的遠見與膽魄,就是找一個勝任、放心的合作者繼承者,告訴他,馬上發兵據守五嶺通道,切斷交通,杜絕任何作亂的軍隊乘勢進入嶺南,保一方平安。嶺南有地理優勢,也有人才儲備,不得已的話,立國自治。接著,任囂發布通告,把南海郡尉的職守和印信交給了趙佗。又兩年后,公元前207年,秦二世三年,任囂聽到趙高殺死二世,子嬰捧傳國璽出降,秦朝滅亡,溘然而逝。

是年,趙佗30歲。又四年,趙佗擊并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國,自立為南越武王。

趙佗的這個舉措,后人有種種評說。但是,在那樣的歷史關頭,換做你呢?作為廣州的后來者,我非常喜歡這位嶺南的先賢,你看,他完全不拘一格,用財物與東邊的閩越,西邊的夜郎、句町睦鄰,又以攻為守,出兵攻打長沙,使南北劃嶺分治。對內郡縣制和分封制并行,允許越族部族自治,漢越通婚,越人出仕。他自己又以身作則,棄冠帶,魋髻箕踞,從日常生活和習尚方面與當地族群融合,消弭隔閡。經濟上他請戍守的移民示范,大力推動農牧業和手工業生產,變越人為定居生活。還有什么比和平穩定與生產發展、生活改善更能讓人悅服呢!

心態奇好的老先賢,活了102歲,在位67年。歷經了秦始皇、二世、漢高祖、惠帝、呂后、文帝、景帝、武帝八朝,于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去世,在越逾82年。

趙佗走了,給我們留下的,僅僅是一座南越王宮博物館嗎?

南越國的滅亡,有什么歷史教訓?古老的中國,為什么每一次政權更迭,就要放一把大火,人類的文明,不能讓它存續下來嗎?

不知怎么回事,還是要寫到它。本來,一個王朝的終結,還是不寫的好。

吊詭的是,那五路大軍,一直在我的腦海里盤旋。奇啵,也是五路大軍,真讓人不能釋懷。漢武帝真是千古一帝,與善騎射的匈奴比拼過騎兵,現在,又要與擅水戰的南越比拼水軍。五路漢軍沿著水路朝番禺進發。第一路以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從長沙國的桂陽下湟水,自今湖南進入廣東連州,沿北江到石門。第二路以主爵都尉楊仆為樓船將軍,出豫章郡,下橫浦關,從今江西通向廣東南雄至北江。第三路以歸義候鄭嚴為戈船將軍,第四路以歸義候田甲為下瀝將軍,在湖南零陵分二路,戈船將軍通過靈渠下漓江,下瀝將軍取道富川江、賀江順流,二軍在封開江口會合,沿西江直通番禺。第五路以馳義候何遣率巴蜀的罪人和夜郎的軍隊,自貴州沿牂牁江從紅水河達西江。一場由南越國宰相呂嘉挾南越王、殺漢使者、擅權亂政、謀私誤國的不義之舉,終于釀起禍端。公元前111年秋,珠江大戰,番禺城破。

行文至此,我才恍然,腦海里盤旋的,不是五路大軍,是船和珠江,是船和珠江對于廣州的命運。

珠江北岸的岸線,自這次大戰以后,是漸漸地南移了。

先是移到了今西湖路一帶,晉代,又移到了惠福西路北,唐代,岸線移到了玉帶濠一帶,宋末岸線又移到了一德路、萬福路,清初移到了北京南、珠光路,還有……

岸線一次次的南移,江面一次次地縮窄,真應該坐下來,好好思考它的因果、禍福、利弊。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真佩服古人,早早地就懂得利用河流,征服河流,駕馭河流。南越王宮博物館里,有一處秦代造船遺址,三個造船臺,由北而南,枕木、橫陣、滑板、墩木,一一具備,還有彎木地牛,等等。《山海經》曾記載:“番禺始作舟”,說的就是嶺南,最先發明了造船術。秦代造船遺址,恰好做了一番物證。看官你想想,在沒有公路、鐵路、航空的時代,河流和船,對于人類,對于城市,意味著什么。而一個秦代造船遺址,對于遠古的人們,對于遠古的城市,又意味著什么,說明著什么。

北京路西拐,西湖路南側,還有一處遺址,也與珠江有關。這是一處水閘。埋在地下兩千多年了,有一天忽然被驚人地發現。水閘我去看了五六次,越看越有滋味,越看越有興趣。為什么呢?我們看過石砌的水閘,看過混凝土的水閘,就是還沒有看見兩千多年前夯土壘木的水閘啊。我彎腰瞧瞧那些硬得像石頭的凝固的夯土,換個角度,側個臉,再琢磨那些橫一根豎一根壘在夯土里面的原木,干什么的呢?

考古的人們高興,說據此可以確定南越國都城的南界,一個精準的坐標。水利的人有點失望,說原理跟今天的水閘一模一樣,沒有什么稀奇。

我倒是開心的笑了,原理跟今天一模一樣,你說是古人聰明智慧,還是后人兩千多年裹步不前?

再說一說秦代造船遺址。有過爭議,但爭議之聲有點空泛乏力。不管怎么說,遺址是一個客觀的存在。我呢,更看重的,是它的標志性意義。

嶺南河網密布,溪多流急,造船、用船,必然成為民生和軍需的必須。班固寫的《漢書》,里面就有一個很搞笑的記載:“入越地,輿轎而逾嶺。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漢軍征伐南越,水軍需要肩背扛著拖著船只,攀山越嶺。這種軍事行動,只有在嶺南才會有。這是《漢書·嚴助傳》卷六十四的記載。嚴助曾到會稽監督水軍,深知閩越南越一帶的地理水文,是他大力建議漢武帝攻越。

也有人想當然,說這里制造的是供海外貿易的商船。這也未免高估了當時對外貿易的規模。遺址發掘的三個船臺,長度都超過100米,其中2號船臺最大,寬2.8米,造出來的船,底寬能夠8米,長幾十米。這樣子的船,怎么能夠遠洋呢?最近看到一本書,《羊城舊事》,作者持論,認為這是一座兵工廠,生產內河和近海作戰的小型戰船。這是一個大膽的推測,卻并非異想天開。

最先發現秦代造船遺址的不是當下,而是460年前。《廣州城坊志》和《廣州軼聞》,均轉載了明末廣州學者黃佐編簒的《廣東通志》里,一條極不起眼的記載:

嘉靖戊午十一月,廣州城隍廟后五丈,有大榕樹,頽朽久矣。其根下壤又丈余,有穴。道士扣之,其聲洞洞然,曰:“中必有藏物。”發之,得桬木板數十片,皆兩兩相對立,多不可致,且近神像,乃封之。蓋唐宋以來完繕櫓板干也。

嘉靖戊午,是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廣州城坊志》和《廣州軼聞》,斷句稍有不同,個別字眼也有差異,但意思完全一樣。擇其要說,就是廣州城隍廟的道士,秋天的某個清晨,在廟后大榕樹下三四米深的土洞里,意外發現了幾十片老久怪異的木片,因覺得像神像,生敬畏,又把它們埋回土里去。

黃佐的故居在今北京路青年文化宮,距城隍廟僅一箭之遙,記載當為親眼所見,黃佐的學識更讓人佩服,憑目測即能明確指出那些霉爛木片是修繕船櫓所用的材料。只不過,年代估得保守咯。

從造船遺址還要再說到南越國水師。樓船將軍楊仆下令攻城,城破,南越王及宗室、官宦蹤影全無。這就匪夷所思。

后來探馬報,呂嘉挾南越王趙建德、王室、朝廷,逃亡海上。

呂嘉的打算,未嘗不對。一個王朝,總有它的幾十萬軍隊。漢軍徑取番禺,南越國大軍,大多趕不及勤王。現在退避海上島嶼,總還能喘息、歇氣,尋余地周旋。

我也覺得,此行有可操作性。

奈何天不助也。呂嘉一行來不及舶到海上,漢軍已循跡追至。結果你知我知,南越國覆滅,呂嘉被殺,趙建德被俘。

這最后一戰的詳情,史籍無載。

但對于樓船將軍楊仆,司馬遷稱之為“酷吏”,屈大均評之曰“慘暴”,讓人懸想。

懸想歸懸想,問題卻不容回避。以越族人為基本兵源組成的幾十萬南越國軍隊,特別是擅長水戰、擅長造船的水師,哪里去了?

讓人搓掌踱步,百思不解。

答案終究慢慢浮現。失去了指揮中樞之后,除了投降者,不管是暫避風頭,還是圖謀東山再起,身在兵船上,其去向,只能按越族人呂嘉的既定方針,逃亡海上。日后廣東獨有的民系——疍家,遂由于這場內戰而誕生。

閑暇時間,我們披閱書冊,躑躅古跡,回味歷史,咀嚼的總會有苦果。漢越戰爭那曲悲歌,幾多年后,依然余音裊裊。

想想,漢軍穩定了岸上局勢,北方移民陸續南來,但相當長一段時間,逃亡海上、擅長水戰的那些南越人,必不會安于浮家泛宅的狀態,他們總會出其不意地襲擊騷擾那些戰勝者。而勝利者對他們的圍剿、追捕,肯定難免。

時間慢慢地推移,創傷悄悄地平復。隨著這種非常態漸漸地演變成固定的生存格局,岸上人和水上人起源于軍事性質的相互對抗,也漸漸演變成民俗性質的互相敵視。

此后數百年,史書上不見這批逃亡者的蹤影。但《晉書》中的寥寥數語,仍依稀透露出個中的訊息:“廣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賓服者五萬余戶。”

民間,疍家的傳說、故事,不絕于耳……

八?

廣州的變化,是一個一個朝代,廣州的脈絡,卻一直在北京路。宋元三城也好,明清新老二城也罷,都是依據北京路東拓西擴。

沿著北京路,我總想再走一走,找一找,再看一看歲月留下的遺跡。可是,高樓阻擋了我搜尋的眼光,簇新的街景恍惚著我腦子里的印象。新和舊,其實也是喜和憂,它讓我生出惆悵,和長長的感喟。城市在變,但城市歷史不變,城市肌理不變。拐進越秀書院街,走到底,大馬站。朝南,可以看到大佛寺的覺慧樓,朝北,折向中山五路,走幾步,卻是在西湖路尋了很多次都尋不著的小馬站。一頭鉆進去,一條窄窄的小巷,僅容兩人并排走。一邊,是建筑工地的圍墻,一邊,是青磚勾縫的老宅。進巷就有驚喜,一塊硬木木匾,掛在一座大厝的門口墻上,木匾上幾個遒勁的大字:濂溪書院舊址。楷體,陰刻,掃綠。風雨吹蝕,木匾的油漆褪盡無存,也不知那年那月那個誰張羅掛的。木匾的隔壁,墻上鑲著一塊石匾,尺寸短了一半,也有一行娟秀的楷書:周濂溪祠地界墻。大小馬站,過去書院遍布,書聲瑯瑯,占盡羊城風流。小馬站是條斷頭巷,盡頭,西拐,便是流水井。兜兜轉轉,都是廣州的文脈,廣州的底蘊。廣州標榜嶺南文化中心,說到底,歷史上的核心,也就在這方圓。

有人好事,考證大小馬站,是過去的驛站,飛馬傳訊,換馬歇驛,說得頭頭是道,有根有據。我不信。哪有驛站設在城中心。就是秦漢隋唐,南朝兩宋,這里也不是郊外長亭。再說,哪個又會把兩個驛站,并排一起,比肩而立?倒是一個調皮鬼的說法,讓我莞爾。他說一隊騎隊過來了,他們被這里的熱鬧吸引了,勒馬,將軍的大馬站在隊頭,傳令兵的小馬站在隊尾,于是,大馬站的地方叫大馬站,小馬站的地方叫小馬站。

小馬站拐過的流水井,依然古色古香。流水井的廬江書院,在何家祠道里邊。廣州明清的書院,眼前就數它保存最為完好了。我四次踏訪,敲門,道明來意,保安就是不解人情。

反而玉帶濠大度,任我來去。

玉帶濠,挑明了說就是廣州城南的護城濠。廣州從任囂筑城,經秦漢隋唐,四至大抵都在原來的地方。只有東晉的鮑靚,有個大膽的突破。鮑靚是個著名的道家,曾任南海郡太守,從丹陽隨他來羅浮山煉丹的葛洪,就是他的弟子和女婿。鮑靚來到廣州,公元319年在越秀山南麓建了座宏大的道觀——越岡院,明朝以后稱為三元宮。鮑靚的傳說很多,在廣州的靠山建這樣一座規模的道觀,于廣州城的格局,有什么深意焉?

廣州大規模的建城,是在宋朝。其實,也就是在任囂城的東面,再建一座東城,在任囂城的西面,再建一座西城。這樣三城并存的格局,充滿著絕無僅有的喜感,就像那個發明大馬站、小馬站的調皮搗蛋鬼。明朝的建城,就讓人有點難以啟齒。永嘉侯朱亮祖出鎮廣東,征發三萬軍民,拓建廣州北城,建越秀山鎮海樓。此人暴戾枉法,多行不義,被朱元璋鞭死奪爵,不說也罷。

從玉帶濠返回北京路,只是舉步之勞,我的腳步,卻有一點點遲滯,我的內心,有一點點憂傷。甘溪水、六脈渠,年年歲歲,帶著廣州城的曉風殘月,春紅秋霜,從玉帶濠排向東濠、南濠,匯入珠江。現在,喧騰的玉帶濠成了暗渠,見慣了兩千年天日紀年的玉帶濠被蒙上了眼睛,地底下的流水,還流淌著古韻么?還是汩汩著嗚咽?

玉帶濠無語。

反倒是北京路,坦坦蕩蕩,敞開胸懷,讓我在榕陰的婆娑中,在知了的鳴叫里,在鋼化玻璃的光影下,看到了一雙雙迎面走來的步履,聽到了一聲聲拂耳而過的回音。

毫無疑問,北京路只是當下的一個稱謂,一個標記。歷史上,它的名字多著呢。是的,不變的,是它的傳統中軸線,變化的,是它的一個一個曾經的名字:布政司前街、承宣街、承宣直街、廣府前、雙門底、雙門大街、雙門底上街、雙門底下街、雄鎮直街、永清街、永漢路、漢民路、北京路。

每一個命名,背后必藏有一段淵源、一個緣由。說來話長。但改名字是你愿意的嗎?你知道改名字的初始是欣喜還是喟嘆?永清街改永漢路是革命的結果,永漢路改北京路是“文革”的狂歡。宋仁宗皇祐四年,儂智高反,攻廣州甚急,援軍就是從東江順流而下,由大南門入,解廣州之危。大南門,是城門,也是地名,在今北京路。清文宗咸豐七年,英軍炮擊拱北樓,攻入廣州城,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拱北樓,鼓樓、更樓,地名,也在今北京路。地名的深處,還有多少暌違的歷史,多少難忘的往事?為了了解宋軍解圍,由大南門入,走的那段北京路,宋朝時候叫什么?查遍歷史資料,闕如。宋元以前的路名街名,一概沒有。也好,一種歷史,一樣方志,一些典故,留給有心人了。

拱北樓,是明清時期的叫法,在更遙遠的時候,叫清海軍樓。讀史真是有趣,就像一個頑童,執著一個望遠鏡,在向著遠方,東張西瞧,一處處遠去的風物,就被扯到眼前。

就說清海軍樓。

唐末天祐三年,清海軍節度使劉隱擴大廣州南城,著人鑿低南門兩側的番山、禺山,在南門上建清海軍節度使樓。

十一年后,五代十國,劉隱之弟劉龑據廣州稱帝,建南漢國,廣州改稱興王府。那時的劉龑應該是雄心勃勃。你看他在番山開山,在禺山平地。開山平地,取的石頭,就在禺山原址稍東,壘起了雙闕。闕,皇宮大門前,兩邊供瞭望的樓。開山壘闕,多大的氣魄。番山遺址今在嗎?在文德路孫中山文獻館的番山亭。禺山遺址在哪里?北京路,“廣百大廈”的腳底下。更有意思劉龑是一個異想天開的皇帝,他在雙闕的門上面,依然掛著“清海軍樓”的大牌匾,把雙闕變成了清海軍節度使司署的大門樓。

雙闕認起真根本不是城樓,也跟城門無有一點關系。卻有人偏偏穿鑿附會,演繹出兩個城門洞的笑話,并且傳遍四面八方,后人以訛傳訛。笑話說雙門是兩個城門,說廣州是府城,按規格可以開兩個城門洞。這讓我一直狐疑、納悶,見過了南京城的三個城門洞,見過西安城的三個城門洞,舍此,莽莽神州,州府之多,城池之多,哪見過有雙城門的?為什么唯獨廣州有雙城門呢?問遍廣州多少有識之士,概莫能答。

一座雙門拱的古樓,生出多少歷史煙云,是非糾葛,思辨拷問。

我還是喜歡樓北的那一段官道。夕陽西沉,紅云映在財廳的穹頂上。鋼化玻璃下的一層一層官道,蒼蒼茫茫,又似乎活泛起來,一個個人影,一聲聲招呼,從唐、宋、元、明、清,又擦肩而來。我看著他們。南漢國的官員,最守著規矩,從宮闕里是走路來著。其他朝代的官吏,有限制騎馬或者坐轎嗎?我盯著鋼化玻璃下的官道,一個一個朝代,青磚鋪砌儒雅,卻沒有答案。

官道沉寂,但廣州城卻令人滿意。他們把一條千年古道,掘地剖開,完完整整地捧在你的眼前,清清楚楚地讓你看個明白,讓你自己去撫摸、去傾聽、去對話。這才是廣州城,出人意料的豪舉。

九?

廣州的歷史,說起來有點意思。三朝十帝。南越國,五帝,南漢國,四帝,南明,一帝。又都是兵荒馬亂,順應形勢,擇地舉旗,揮寫史書。

南明的滅亡,最值得嗟嘆,不是清軍打敗南明,是南明自己內訌。廣州一個皇帝紹武,肇慶又冒出一個皇帝永歷,清軍壓境,他們都沒把心思放在抗清之上,而是互相叱罵,互相火并,互相攻伐。可嘆明朝已經退無可退,兩支明朝的軍隊,卻對峙三水。廣州城防空虛,一切皆成定局。

1646年12月15日,清軍奇襲廣州。

城破,紹武帝朱聿鐭被俘。1647年1月20日,朱聿鐭與兄弟共25人一起,在雙門底被殺。也有一說,朱聿鐭自縊殉國,廣州城內的二十四個明朝藩王,也悉數被殺。

朱聿鐭死后,永歷帝朱由榔,成為南明唯一的皇帝。

這段屈辱,本來不想再去提起。可是想想,又何必呢?刮骨療毒,見微知著,溫故知新,又有何懼!

六月的一個下午,有雨。撐著一把雨傘,沿著雙門底,我走向西湖路。這條馬路,來來回回,不知走過多少回了,反而是有口皆碑的西湖花市、西湖夜市的熱鬧,我一次沒有來過。

看過南漢王宮的遺址,心里癢癢的,就總想也看看藥洲,看看九曜石。南越王宮的宮苑,在南越王宮博物館里:曲流石渠。南漢王宮的宮苑,其實就是藥洲,以及九曜石。曲流石渠是考古發掘,它的震撼,我以為不及那根孤零零的地層關鍵柱,也不及那些邊長、寬95厘米,厚15厘米的大方磚。1085度的燒成溫度,那是燒瓷器呀!兩千多年前,坯泥、成型、收縮率、窯爐、裝燒、燃料,怎么解決啊?!

去藥洲,最好是走北京路,邊走邊看,白沙居、鹽司街、越秀書院街,到銅壺滴漏那地方,拐過西湖路,直走,轉向教育路,三二十步,就到了。我卻喜歡,折進流水井,穿過何家祠后邊那條小巷,瞄一眼考亭書院、冠英家塾,再從南方劇院門口走過,邁入藥洲的大門。

藥洲現在,已經沒有昔日南漢宮苑的風光了,那一片浩浩瀚瀚的湖景,只能供熟讀史籍的人去遐想了。

轉轉走走,總是藥洲春曉那幾個字,浮在腦際。嶺南的園林,不像京畿、吳中,大處著眼,步移景換。這里的園林自成體系,自成一格,不堆山造景,也不破墻開窗。經營藥洲的高祖劉龑,還有后來的經略使陳峴,學使惠士奇、翁方綱、姚文田、翁心存,都是此中大家,他們實處著力,務實去虛,以一處處實景,營造了一片皇家宮苑,和后來的官家園林。

風過處,有幾聲鳥聲。有點點禪意。在一處檐下坐下,我閉目歇息。劉龑的身影不見了,士大夫泛舟觴詠雅集的身影不見了,《請石篇》《留石篇》的佳話不見了。睜開眼睛,葛仙井、秀陰亭、拜石亭、筠川亭、濯鱗堂、瑞芝堂、華遠堂、奉真觀、華佗廟、千秋寺、環碧園、水石清華舫,一個個佳景也不見了。

拍拍衣服。幸好米元章的手跡還在,藥洲、西洲的名氣還在,九曜石也仍存其八。這就好了,這樣也能夠留人。還有那一泓幽幽的水面,那幾條曲折的石橋,那一帶蜿蜒的碑廊,那一樹參天的古木,還有那兩扇明紅的月亮門,門后邊那一方寂靜的天地,高邈的天空,都是憑吊、懷古、追遠的好地方。

十?

去大佛寺,要看那三尊銅佛,還是聽一闋梵音,一時還拿不定主意。自從在廣百新翼看到覺慧樓的背影,心里就有一股涌動,想看看這座與眾不同的寺廟。

身處鬧市,大佛寺真是多災多難,兵災人禍,躲也躲不過。一座對應天上星宿的寺廟,真該是明明滅滅?大佛寺真的無語。

歷史卻有心,向我們揭開了一串秘密,大佛寺的興興廢廢,要從南漢國說起。

南漢國立,劉龑以天上二十八星宿對位,在廣州城東南西北,建了二十八座廟宇,西南角興建的廟宇,叫新藏寺,這就是大佛寺的前身。宋元數百年,二十八座廟宇煙飛灰滅。只有新藏寺,孤燈一盞,晃晃悠悠。終于還是熬不過人事的更替,敵不過世俗的風塵。元代寺毀,收縮為福田庵,明代有所起色,擴建,又改名龍藏寺。佛家的智慧,就在這個藏字,你進我退,你退我進,與官家玩起了捉迷藏。奈何世事難料,宿命難違。明末,廟產歸公,龍藏寺改為巡按官署。風光幾天,一場大火,又把官署夷為平地,空留一聲嘆息。

大佛寺,就是在這聲嘆息聲中,開始了自己的命定。因緣因果,都由這三個人起,佟養甲、李成棟、尚可喜。

佟養甲,一個旗人,卻是漢族,漢軍正藍旗。滿清入關,佟養甲參與了傾覆南明弘光朝、占領南京城之戰,隨后,他被清廷任為主帥,帶領明朝降將李成棟,揮師福建,摧毀南明隆武朝,接著,他又和李成棟奇襲廣州,半天之間消滅建都于此的南明紹武朝。如此躍馬揮戈,征東掃南,聚功于身,入城甫定,便被授予兩廣總督。

可嘆佟養甲,改朝換代的疾風驟雨,既要面對廣西實力尚存的南明永歷政權,更要彈壓廣東境內彼伏此起的反清起義,何有一日好日子過。在雙門底,他砍殺了紹武帝一家二十余口,在四牌樓,他腰斬了民族英雄陳子壯,活剮了民族英雄陳邦彥。天命無常。一年半后,致死佟養甲的,恰恰是他的副手,廣東提督李成棟。

李成棟,寧夏人。西北人豪氣干云,慷慨赴義,西北人也有小人無恥,一生反復。李成棟早年隨李自成起義,后又隨高杰降明,累官至徐州總兵。清兵渡黃河,李成棟獻城投降,授吳淞總兵,引領清兵破揚州,殺史可法。史上“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后人籠統說清兵所為,鐵鞋踏破,卻是李成棟的降兵,屠殺自己的同胞。清兵陷福州、廣州,主力部隊,仍是李成棟的明朝降兵。嗚呼!人心不足,禍起蕭墻矣,便在此時。

清兵據粵漸定,李成棟想,自己功大于佟,反屈居其下,恨海翻騰,又生反意。1648年6月,李成棟在越秀山鎮海樓發動兵變,殺盡遼東籍漢八旗兵千余人,宣布反正,向廣西永歷朝稱降,受封惠國公,處死佟養甲。建大佛寺的那個人來了。

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率另一支遼東籍漢八旗兵入粵,經過十個月的攻防膠著,近一個月的猛烈總攻,城破,屠城能少得了的么?!嘆粵人惜筆,少有記錄。《番禺縣志》有云:“死者七十萬人”,不知能取信乎?

日子匆匆,心路茫茫,十四年后,1664年,尚可喜抵不過內心的煎熬,在高人指點下,捐出俸祿,于龍藏寺舊址,建大佛寺。

大佛寺的鼎盛,也就在尚可喜在世的那幾年。多少風光,難以逾越:尚之隆與和碩和順公主省親,漢滿藏蒙僧人喇嘛四十九天無遮勝會,安南王贈送的楠木巨柱,嶺南名剎最大的銅佛、最大的大殿。此后,林則徐廣東禁煙,辦公就在這里,周恩來培訓北伐軍高級政治干部,也擇地于此。

再往后,多少勞神傷心事,不說它了。

歲月悠悠。

三百多年后,大佛寺仍在續建。

十一

萬木草堂一直就藏在我的心里。

1991年夏季,我住在文德北路的一棟樓里,那時候,就常常聽說長興里的萬木草堂了。很想去看看,但不敢去。一個書院,一座祠堂,后來變成了大雜院,四十幾戶,上百號人,擠住一起,看什么看?

心儀萬木草堂,主要是康有為、梁啟超,一個老師,一個學生,在近代中國,那是一個什么分量。

那時候,中山四路的妙奇香茶樓還在,我們就在二樓的南窗坐下,吃粵式茶點,聊妙奇香的掌故,說說毛澤東、魯迅在這里吃茶,周恩來鄧穎超在太平館婚禮,再起身,望一望南窗下的長興里,遐想一想康有為。日子里有些懷念,有些話題、趣談,也是蠻愜意哦。

萬木草堂,就只是一個念想。

誰都不會想到,一座沒落、廢棄的書院,也會修整重光。前些年,去北京路,路過中山四路,就看到長興里敞亮出來,邱氏書室的山墻門面,也顯山露水,灰脊青磚,黛瓦黑檐,在四周高樓廣廈的簇擁中,煥然奪目,不同凡響。這樣的襟懷作為,真讓人舒心寬慰。

康有為那一輩人,讀書都是私塾、書院。一個老師,對于一個學生的教誨引導影響,是一輩子一世人。就像三味書屋對于魯迅,禮山草堂對于康有為。我曾經數次去過南海,去拜謁康有為的祖居,和他讀書的禮山草堂。康有為是南海人。在民國以前,廣州市還沒有建置建制,廣州城是以北京路為界,東邊的屬于番禺縣轄,西邊的,是南海縣轄。這樣的管轄格局,可能只有廣州,別的地方,好像還沒有聽說。不要小看這樣的格局,因循下來,沉淀累積,就會變成一種文化,一種心態,開放、寬容、包容、接納、共享的心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會涇渭分明,井水河水。

前一次到萬木草堂,是一個上午,去年年末。草堂寂靜,陽光從南墻篩落下來,灑滿一地石板。康南海的氣息還在,萬木草堂的中堂匾,就是他的手澤。有清一代,康有為也是著名的書家之一,他提倡碑體,用北魏的雄強,掃滌清代帖體書風的萎靡和館閣體的呆板笨氣,是振臂一呼的書壇健將和理論雄鎮,他用茅龍筆寫的北碑書法,今人很難企及。我笑對先生的書法,大有心得。萬木草堂,先生用的是破體,萬是草書,木草堂是楷體,帶行。

當下一段時間,書壇紛紛擾擾,對破體書法大加鞭撻,大加抨擊,孰是孰非,可不可以,豈止是只聽某些人的臧否,倒不如看看晚晴書壇領袖的身體力行,聽聽他用作品的示范宣教。

萬木草堂是一面鏡子,北京路街區,因為它的存在,而顯得不那么世俗,那么煙火味。它給人一種悠遠,一種曠達,一種精神的淘洗,文化的撫摸。康有為也有那種魅力,文化盟主的身分,讓人總想與他親近。

半年后的一天,我又來到草堂。下雨,大雨。人們總愛用風、雨,來形容某種心情,描敘某種瞬間、某種歷史斷面。滂沱大雨之中,我坐在大廳用板壁隔開的后廳,面對著河南堂的一溜座位,面對著雨簾中崇經堂額上的一方天空,遙想過去。草堂的南墻、后墻外,就是文德路,當年,寫《三家巷》《苦斗》的歐陽山、寫《香飄四季》《羊城暗哨》的陳殘云、寫《藝海拾貝》《社稷壇抒情》的秦牧,都工作、居住在這里。

雨滴時小時大,檐聲滴滴答答。康先生在這里做完《長興學記》《萬木草堂口說》之后,也是一個雨天,走向風雨如磐的中國。

大半個小時以后,雨有點消停,我淌著雨水,向城隍廟走去。城隍廟,又是廣州城的一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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