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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深似海,文學思無疆:《作品》2018至2019年小說一窺

更新時間:2019-10-28 來源:作品真文學半月刊

理想:物質時代的微光與烈焰

奢談理想的時代,更呈現了理想對于生命的重要性。今天的物質強勢地擠壓了人之精神空間。而物化時代的理想,依舊是人們生之念想與依存,更是文學表達的使命擔當,亦是人之精神系統的復原與重構。物質會在時光的長河里漸次消亡,人之精神會萬古不滅,從這個意義上考量,生命的本質就是一種精神的存在。當“理想”這個詞久違地以平凡人物出現在小說里時,讀者依舊能夠讀出它純粹、圣潔、崇高的意義與襲面而來的震撼;“理想”亦不再高端不可觸摸,而是平庸頹廢人生的幡然驚醒,無趣無味生活中一縷金色陽光,導引著人們穿過堅質乏味走向精神的充實與強大。

穿透堅硬的日常,發掘被物欲橫流所淹沒的理想之光,是精神疲憊時代的共性精神需求。虞燕《理想塔》(《作品》2018年第1期)貌似一個質樸、素凈的故事,而平淡中蘊藏著人生悠遠的動量。主人公黑嘴唇雖有隱疾卻從不怨天尤人,以脆弱之心最大限度地寬容、理解他人,并執著于超越、克服禁錮人生偉力的小鎮與生命本體,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她在眾人眼中的傳統、異類性存在,卻改寫了“我”反叛頹廢的人生,為平凡的人們凝鑄了理想之塔。小說以生命虛弱不堪的黑嘴唇本真性生命,否決了人性物化常態存在,以她轉瞬即逝的微茫、驚艷,重申了理想與生命依存的安妥。這樣一個非典型人物,平民式情懷與精神求索,正是我們這個生猛時代賴以向文明不斷進發的不竭動力。小說蓄勢無痕,于人世的冷漠中完成了同等酷烈青春的比照與承接,在庸常的生命里擠壓出物化時代生之依存的本真意義。虞燕敘事從容極簡,于生命酷烈的淡然中剝離了理想的虛飾,把黑嘴唇的生命羽化為理想塔之矗立,亦是把理想歸還于平凡的生命。

擊潰乏味蒼白,活出有品質的人生,是人世理想的提振。王哲珠《小品味咖啡店》(《作品》2019年第8期)起底當下社會精神生態,力求在日常與感性排斥的市聲喧囂中,淬煉出人世存在的理性意義。小說以寡味愛情的酷烈永逝,從精神上迫使羅豐們進入有品味的人生態,在滌蕩羅豐們長久以來的失意生活態的同時,喚醒了他們宛如白湯的人生,展示了人之精神的真實流變。羅豐們遠離經濟社會主流方向,枯守、沉溺在自我封閉的空間中,周末妮雖身處社會底層并委身大老板何建榮,依然有著獨立的人格與理想。羅豐不能給予愛情很好的落地空間,周末妮借助何建榮在小鎮構建了承載愛情的理想平臺——小品味咖啡店。羅豐們的不思進取,最終擊潰了周末妮僅有的精神依存,她以死喚醒了羅豐們的奮起。小說起底愛情,輻射了較為廣闊的生活面,為人們設置了一個可以把握的健康和諧的理想生活狀態。結尾周末妮在羅豐的意識里現身,如幽影燭照,完成了精神女神引領,抵達靜美之境。王哲珠成功地介入了生命失意者的深層精神,完成了社會廣泛群體的涵蓋,給予頹廢者以精神的微光。

兩部小說都以向死問生的方式刺痛了人們習以為常的精神麻木,關注并關照了作為庸眾個體的靈魂覺醒,為乏味平庸的生命注入了鹽分。在人世無以遏制的生命悲催、感動乃至震撼中,柔弱的黑嘴唇,倔強的周末妮,以她們的生命洞穿了物欲充斥的俗世,讓我們透徹地感覺到:生命雖無常,世態雖炎涼,但依舊有溫情的燭照;身份平凡乃至卑微,人們依舊有理由去選擇奮斗與奉獻,譜寫某種有意義的存在。

夢想到理想,到實現,不可排斥振奮人心之熱愛烈焰。劉健《女兒出嫁之后》(《作品》2018年第12期目錄),依舊是普通人忠誠于生命浪漫的理想故事,卻傳遞著個人夢與中國夢互動正動綿綿不絕的力量。世俗眼中的老康(“我”),因著質樸、良善與經濟、權力而絕緣,供職的破敗的單位,是其家庭勉強正常運轉的保障與最后的“救命稻草”。因著沉重的家庭負擔,“我”被迫放下個人的芭蕾夢想。女兒的出嫁刺激、復蘇了芭蕾夢想。重拾芭蕾夢,“我”開創了屬于自己的全新生活,在個人夢想的舞臺上收獲了不同以往的人生。一場漫長的周游中國之旅開啟,歷經的不僅僅是壯美的風景,更是壯美的人生。

關于理想主題的表達,《作品》呈現著“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民本意識,有著明確的“人民文學”意識導向。虞燕、王哲珠、劉健從沉悶的現實,從平凡甚至平庸者切入,與日常乃至庸常中捕捉了原本生命久違的詩意與暢想,這正是生命的浪漫,理想之光。小說主題與切入角度選擇洽切,夢想與理想,中國夢的構成因子,有著鮮明的“民本”指向。?

自由:生死、覺悟、穿行、找尋、升華

自由是人類美好共性精神的追求,綿延了人類所有時期。自由本身也是生命與世界與生俱來的對峙,一種反叛意識的存在。它不斷破襲著沉重程式化的束縛,不斷地開拓著精神奔逸的時空。心靈自由是文學的重大命題,它關乎生命存在的依據、支撐、神性、高度與廣度等。從物質現實到精神浪漫,直至靈魂無羈,自由呈現著超越性、層次感、有我之境、無我之境等漸次上升的層級,附著著個體情感到人類意識的通感脈象。更是一種對俗世生活的剝離,是生命重新審視,是崇高情感的積淀、滌蕩與靈飛。

穿越幽暗的苦難,升華情感境界至純粹,既是作家的一種“造境”(創造文學圖景與生命之境),更是心靈自由抵達的路徑。鬼金《駛向拜占庭》(《作品》2018年第4期),創作意象源于葉芝最負盛名的同名長詩,是穿越人世幽暗的種種束縛與羈絆,靈魂向自由、安妥之境的行吟。鬼金是善于意識御風而行的作家,更善于“造境”,造就生命的冰火兩重天。在劇烈的心靈碰撞中,幾乎所有人物都抵達了心中的“拜占庭”,這無疑是依稀縹緲的古希臘夢影引導人類精神向自由之境的攀升。小說以足以擊潰生命的苦難(至死的病痛、驚懼的心理陰影、肉體的殘缺)在不同時空下統領著愛情兩種極致相對的進路:毀滅與重生。西岳的愛情與病魔摧殘,“我”的飛來之禍與意志沉淪,他者與自我靈魂動影互映互交,開啟了一條靈魂孤影艱難行進的幽暗之旅。鬼金在敘事中以極力的克制、隱忍策動著靈魂的肆意奔放、熾烈張揚,鮮明比照中完成了靈魂自囚所構筑的人性難以逃離的迷宮。鬼金以文藝作品的殘酷詩意再現了靈魂脆弱、無助的孤獨場域,為抵達靈魂自由之境默默蓄力,展開并完成一場得失同行的心靈救贖。在無以擺脫的精神天網里,心中的“拜占庭”究竟有多遠?唯有愛,可以照亮前行的道路。點綴在主體敘事中的邛與,是生命極境之間變通性的存在,因此處處占盡主動與先機,盡享自舒。鬼金的“拜占庭”,更是葉芝的,亦是人類精神和光同塵的出口。鮑十

退守與消散,看似萎縮與保守,事實上亦是對俗世的反擊,更是向心靈自由的回溯。鮑十《天空下的島》(《作品》2019年第4期)是一方凈土,在生命莊嚴、肅穆的告別儀式、訣別、反芻之旅中,完成了生命自然性覺悟與本真的退守。小說從具象躍至抽象,可視為莊子“以此退居而閑游”艱難進發,人生純粹自舒之境的抵達。磐石島既是盧韜的妻子尹海靈生命的起點與終點,亦是他情感與生命的重生之地。島敘事與妻子的生命過往交錯徐進,妻子的訣別及其不長的歷程,短暫的快樂與長痛,在追溯中被作家淬煉成生命的理性反思。尹海靈的遺愿,是回到島上,回到生命來處,亦是回到生命本初本真狀態。妻子的生命軌跡,就是為了守護愛情而委屈了自己的短暫人生。質樸與本真的內在堅守,一個女人簡單生之基本念想,然而生活并沒有給予她或他們。島敘事中不和諧的音符,來自于盧韜頂頭上司師兄鄭國偉粗暴的指令。毋寧說鮑十力鑄了盧韜對妻子生命過往的追憶,不如說力鑄了妻子對盧韜生命的比照。從更廣泛意義而言,盧韜夫婦的生命時態,又何嘗不是我們每一個普通人的生命色彩呢?大多數人的生命,如“一匹匹拴在槽頭的馬”,是難以擺脫的被囚或自囚。盧韜在人生低谷中開啟了終極性生命哲辯,他最終找到生命的尊嚴,找到人生精神棲息的歸路,選擇人生的退守,抵達心靈自由彼岸。

自由之境有更高的層次與境界,亦有更廣域的找尋,超越國界的共感共知。夏榆的中篇小說是靈魂在逼仄人間與詩意廣遼之間的奔突與悠遠行吟,是對人類靈魂的追問、解脫與超脫。這是一部隨筆體的小說,文本從新聞調查記者巴特爾(蒙古語英雄)的死(棄世)起筆,沿著逝去的靈魂開始了漫長、曲折的跨越地域、國界,甚至人類精神史的找尋。“我對這個世界無話可說”,是巴特爾與這個生猛世界慣性的反叛與對抗。他驚天動地的墜落,是直面現實的一種反叛意識與勇氣昭示,是向精神自由之境的凌厲進擊。小說跨越年代追溯精神自由的歷史進程,夏榆將巴特爾的生命置于眾多的世界經典大師與作品中進行解析,并會同“我”及朋友的生命時態作以補充,以人文主義者博大的胸懷,擎起了精神自由的探索之旅,擎起了全人類精神自由的探索史陳列,無異于自由開拓者生命的一次“復活”。巴特爾有著與凱文?卡特同質的生命,亦有反叛意識。直指他心中的理想世界,他在人類文明的進路上,給予世界的反抗精神光照千秋。不僅是精神的夢幻之旅,更是心靈自由的真切存在。礦區青年狹隘閉塞中的精神艱難突破,與披頭士搖滾的崛起有著隔空神會的通感。身處北京的巴特爾,杰出調查記者身份背后還有著搖滾樂等先鋒藝術的鐵桿擁躉等多重身份,他承受著這個世界帶給自己與人們的災難,卻無法追尋到應該擁有的快樂。卡夫卡用寓言勾勒世界永存的黑暗,似一道閃電,為眾人照亮了這個充斥著黑暗的世界。任何悲痛阻止不了靈與肉的狂歡,柔情與殘酷并存是這個世界原本的模樣,攜裹著巨大荒謬,是世界文明的演進的方式。性情愈真,承載人間的痛苦愈深,巴特爾去了,他與佛祖、基督擔荷著人類罪惡之意,而秦俑連同他的搖滾樂隊早已殘廢。紐約中央公園的“草莓地”,遙感生命不朽,遙感他閃電般的精神奔突,懷想更多身心痛楚與靈魂幻滅的朋友,或許精神自由的價值更在于追求的過程。夏榆以靈魂的奔襲,世界人文主義的視域,優化了靈魂的質地與層次,引領了我們穿行于過去,現在,也遙望了正在到來的未來。

《駛向拜占庭》集中彰顯著鬼金對小說的認知,他有著完整的設計與自圓其說,也體現著文學創作與現實生活的剝離感;鮑十的《天空下的島》,有著沈從文的清新、質樸、沉靜與專注,實現了社會問題的詩意化表達;夏榆的中篇小說以顛覆傳統的敘事切入當代人精神痛點,完成了向精神自由開拓者的致敬。這些小說,從不同角度闡釋了現代小說創作的某些時代性理念變化。

歷史:追溯、打撈、警惕、戲說、理性 ? ?

歲月的塵埃會堙沒許多歷史的真切存在,高度物質化的時代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人們的情懷與視野,于是遺忘歷史成為一種最真實的常態。逐利、實用主義正在弱化、消解著人們的歷史意識。歷史與現實緊密相連,史可鑒興衰考得失,預判未來。甚至在從理性考量,現實只不過某種程度的歷史重演。經由現實對歷史的追溯、打撈、警惕及理性認知,既是小說創作的不忘初心,也是社會文明進路的理性源泉。

小說是作家真誠追溯的靈魂之旅,亦是抵達歷史現場的過程,激蕩著現實對歷史的態度與取舍。尤鳳偉的《碑》(《作品》2018年第1期),是一場尋找歷史與政治秀粉碎的共振,顛覆主流表達的姿態。小說穿過無盡的迷離,抵達了歷史幽深的真實,以歷史酷烈度量了今天的人們與過往的距離。經由續寫著歷史流經的慘淡、殘酷遺存,最終到了歷史見證者面前。一場惡戰,驚心、血腥的畫面如昨日重現,當年的英雄卻永遠地隱沒在戰爭的硝煙之中。他們的命運終究如何,他們又終歸何處?這次艱難的找尋意義,早已與政治秀無關,只是良知對歷史本身及現場的重返,只是文學回歸初心意蘊的行為語言。當立碑因找尋名人未果而擱淺之時,文學秀又急切登場,對于歷史而言,是一種生造,更是對其無知無畏的褻瀆。立碑,是否能將過往與現實的真實永駐?尤鳳偉設置了一條暗淡幽長的求索之路,環環相扣,在不斷的失望與摧毀中重建了歷史遠逝的圖景,消解了現實中彌漫的虛偽與泡沫。

抗戰歷史近年來的書寫,實現了較大的突破,諸如從典型到非典型,從正史到野史,從群體到個人,從正面到側影等,是一種更貼近人物復雜真實的趨向。

張銳強的《風起野莽》(《作品》2019年第4期)關照民間草莽的靈魂蛻變與英雄化成之路,亦是從家仇到國恨,從自保到堅定抗戰、從自私到大義的漸變與激變,更是愛情的長久磨礪與涅槃重生,人世傳奇的重書。宏大而慘烈的侵略與反侵略,化作民間人物心靈成長的布景,被歷史隱沒的草莽英雄李紹麟、項如春,因烽煙遍地而崛起。與其說是一段抗戰傳奇的擷取,不如說是李紹麟與項如春兩人之間的愛情心戰,是亂世奪目的一縷異彩。張銳強將抗戰大歷史溶解在主人公的愛情糾結里,打撈了極近真實的生命張力與靈魂動影。1911年冬天的兵災,融化了李項兩大家族世仇,也給年幼的李紹麟留下如影隨形的驚懼。于是他的人生成為縱情聲色與醉生夢死,直到他遇到了二十多年來從未遇到的女人——項如春,心靈震撼如同當年驚魂之夜,從此生命擁有著生之不得死亦不棄的命意。小說棄絕了抗戰大義的渲染,直指李紹麟的種種勇猛的初衷——博得意中人的賞識。然而,迎接他的只是一再的鎩羽而歸,他卻依舊執著于堅石漸化漸融。為了給項如春搞來“掃地平”,他涉險赴約,她舍命相拼,最終雙雙落入日寇精心布置的圈套。他們生命終結之際,心戰塵埃落定,愛情修成正果,生死相許,情盡烽煙。小說最大限度地還原了戰爭攜裹下的真實人性,亦有古典意蘊的汲取,愛情引領著李紹麟從排他之私愛,走向了大義與擔當,走向了勇者無懼,愛者無敵。

對于歷史與現實的互動互交映照,魯迅有著最具超越與穿透意義的表達。《狂人日記》是其典范之作,它在借鑒吸收果戈里《瘋人日記》有機因子過程中實現了超越,完成了中國現代主義小說構建。王方晨的《新狂人日記》(《作品》2018年第8期)關注特定歷史具象,以卑微人物靈魂的屈辱性奔襲與自陳,接續了魯迅冷酷、極致、理性、反語等質感風韻,完成了向經典的致敬與摹寫的完美挑戰。小說直擊極權流毒,以不斷切換的敘事走向,不同生命狀態的對比,刺穿了至高權力的野蠻,展開了極權之下的精神戕害與人格裂像圖式。極權承壓者“我”對妻子、妹妹精神的“施暴”與互毆,是人性劣根性的集中體現。他者的不知所措,妻子欲望的遏制,是承壓極致的映像;單純、純真一不小心毀了人生;漂亮女人洞明,期待新生的急切;“我”高度人格分裂直至崩潰發狂……文本劍指極權,亦批判了馴化的國民意識,以啟蒙主義、人道主義悲憫情懷定格了人性的丑惡,既是特定歷史影像的真實虛構,又突破出歷史年代設定,而升華為人類精神桎梏復活的警惕與警示。

關于歷史的小說表達,博學者的質地介入,可謂一次提振、御風而行。具有多重職業身份的朱大可之小說創作,絕不是偶然闖入別人的“后花園”,而是開辟自己新的“后花園。他實現了對文學的至高認知,實現了創作的隨心而動,渾然天成,妙手有得。他以味覺介入歷史的《驗毒師》(《作品》2018年第10期),可謂文學無限張力無限空間的激蕩與決絕開掘。小說在語言的時空里肆意馳騁,毋寧說是他在戲說荒誕的歷史,不如說他是以靈動的思維,絕高的智慧,駕馭、閃擊并再造了歷史明晰而深刻的人性圖景,最終完成了一種對數千年文化沉疴的寓言。更為可貴的是,小說以最高統治者變態的意識與行為,為人類共罪意識做了終極救贖。統治者因地位身份及與生俱來的人類罪惡,如同饕餮巨獸,戀乳癖,食嬰,無以滿足的口腹之欲等等,引發了整個王朝的整體性荒誕。宦官上位,皇帝隨欲望而動,小說在策動整個王朝的荒唐中遺棄著這個王朝。投毒者絡繹不絕,陰謀暗戰如管涌不斷淤積。太監與宮女因驗毒而走上不歸路,宮女佘如煙長舌辨百毒,上位得寵而成皇后。人間“精怪”的皇帝皇后成為巨型的造糞機器,最終引發了帝國大廈傾覆。皇帝被一直慣寵他的柯夫人與衛太監毒死,帝國傾覆之罪由亂政太監擔負,失職的皇帝卻再上神壇。一場興衰存亡之后,驗毒師佘如煙得以存身民間,枯守孤廟以贖罪孽。小說既是數千年專治極權歷史的淬煉,又有著人類原罪的救贖,荒誕戲說中情懷溫暖且鋒芒無跡、酣暢淋漓,是數千年極權歷史的戲謔與理性之識,更是對民族統治文化隱疾的一次庖丁解牛式清算。清算對象既來自上層統治者,更有著更廣泛層面的國民性。小說敘事構建有著巨量吞吐,同時又有著驚人的彈性伸縮,既是歷史荒誕的集中凸顯,又是對歷史與現實同質性亂象的警示,最終神壇的荒涼、寂寥,亦隱喻著社會演進的極端偏頗進程面影。文本既是欲望的極致表達,又如論文般舉證了感性與理性的統一,有著經典品相與誘人入勝的獨到魅力,讀者也能夠感知朱大可對世界葆有的孩童般純真熱望。

《作品》小說關于歷史的關注,有著獨到的視野與深度,更有著憐惜的傾向與體溫,亦給予眾多文學進擊者以“快走踏清秋”的無限疆域。

愛情:心戰絞殺與本義的回眸

愛情在新的時代呈現著異常復雜的形態與內質異化,文學表現需要更深地介入世俗的生活,并表達更廣泛社會層面的感同身受,這也是作家處理與時代關系的一種理性選擇。荒誕的時代愛情成為一種遙不可及的虛妄,甚至無法感覺到光明磊落的愛意,它亦不具備死生挈闊的深情,或許只是人們維系心理隱性需求的茍且。而寂寞似乎依舊是人類共有的天敵,在無所事事的無事生非中,愛情被演繹成人們長久的尊嚴心戰,踟躕之間愛情已被生生絞殺。我們不由得發出深深的天問:究竟是誰偷走了照亮我們人生的愛情?甚至當小說以愛情為名展開對“變態”生活鮮血淋漓地解剖解析時,人們會明白今天的愛情早已背離了它本義。即便如此,文學依舊給予人們關于愛情本真的暢想,情絲飄逸間,春風永駐心靈。

凡人的愛情是一種易碎的苦心經營,生活常常以悖論作結,甚至摧毀愛情的正是來自彼此的悉心構建。寒郁的《紙婚祭》(《作品》2018年第12期)中,鄭一介與林碧微以各自奮斗守護來自不易的愛情,然而他們所守護婚姻,很快被彼此的利動所摧毀。與其說是他們自己毀了他們所竭力構筑的婚姻圣殿,不如說是他們難以匹敵的周立精心設局。小說以不同社會層級人物愛情與婚姻的速朽,凸顯了經濟通則下人性的異化。寒郁以尊嚴為神魂,深隱了一場看不見人性廝殺:卑微者互殺魂動泣血的暗影。草根鄭一介舉辦豪華婚禮,負重工作,答應為沈虹抓拍其丈夫出軌證據的差遣,不料想逮到的正是妻子的色相橫陳;林碧薇以莫大的勇氣直面“死敵”周立,以完美的計劃為周立奮力打拼,不曾想卻掉進了對方完美設計的深淵;上流社會的周立,不能容忍林碧微曾經的插足而盤剝著她,以林碧薇婚姻的瓦解贏得了自己快意報復及企業危機的解除……幾乎所有的人都為了捍衛愛情應有的尊嚴,卻以自身的行為褻瀆、毀滅了愛情本身。即便是實現快意報復的周立,依舊難以捍衛與堅守自己愛情,報復僅是一場酷烈的虛妄。一場愛情的混戰與心戰,只是所卷入的愛情被悉數絞殺,并無勝出者。殘酷的生活賦予了林碧薇感恩與包容,亦堅定了她的理性選擇。原本即將到來的紙婚紀念,最終被殘酷的現實篡改為婚姻的祭禮。或許林碧薇得到了有尊嚴的生活,但永失愛情,紙婚定格為此時代的愛情告別。寒郁給予人心時代性嬗變以莫大寬容,還原柔性廣博于猛進社會,心胸寬廣可贊。

時代愈是病態,愛情愈是虛妄,甚至這種虛妄被演化為執著與凌厲反擊。黃孝陽的《一男一女》(《作品》2019年第1期),以犀利無形之鋒穎,深入靈魂肌理,剝離了所有大都市人群(趙高、饒美麗、徐瑤、劉法、陳麗娜們)沉溺于自我欺騙的生活虛妄,賦予了人心從長久迷失中復歸本真的自省。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仍不乏亦不棄對浪漫執著,更有對變殘了世界的清晰復原,無異于人類自欺渾然不覺迷夢的漸醒。黃孝陽以古典審美,演繹著現代故事,在愛情變殘乃至畸形的現實里,剝離著現代社會賦予人的精神桎梏,亦延宕著潛意識中不滅的生命寄意。黃孝陽將讀者引入一個充滿著未知與不確定的人性迷宮,饒美麗的愛情虛妄與執著,擊潰了勸退師趙高的職業自信與人生意義。從未失手的他,在其貌不揚的饒美麗面前,以強大知識儲備托底富于激情的自陳,理性引導,感性感化,心理暗示等等都瞬間化作強櫓之末。饒美麗,徐瑤,隱沒在她們身后的劉法,徐瑤的閨蜜陳麗娜,每個人的情感都是幽暗而違背常態的存在。小說謎團愈探愈深,所有美好的精神寄念,整體上都處在與冰冷現實的對峙、被摧毀中。趙高,包括社會層級不高的饒美麗,他們都不放棄精神的浪漫與情致,但他們緊緊不放的,只是現實社會的一種病態心理。直到后來,他們發現所謂的現實存在,只不過是偽裝的永無底線的套路而已。昨天乃至過往,對于他們而言,不過是一場精神狂歡與長久的夢魘。小說的情節的推移,亦是精神至死的淪陷,哲學終極性思辨。每個人都沉溺在自己對生活的設計虛幻中難以自拔,文本更是主要人物走出迷失自我的一場綺麗璀璨的精神反芻盛宴。情節時而舒緩,時而陡進,紛亂中有安靜的把控,有世界變殘的震撼,一切似乎都是答案,又都是謎題,隨處是節點,隨處又都是新的起點,小說在時間的緣起與終結間游弋,迷離著。黃孝陽間或以“路人甲乙丙”們的插敘補敘,挫敗著趙高引領時尚時潮的職業自信,消解著他曾經堅實的精神依托,在現實世界可怕冰冷的深淵中,引誘著他走向真實自我。上篇是趙高對饒美麗心結的艱難探視,他們從對峙走向了和解,各自走出了迷失;下篇既是對劉法與饒美麗悖論性反邏輯關系存在的起底解密,又是徐瑤人性的自我救贖,是精神強弱的哲變。小說是一種宏闊視野的審視,是打破小說既定模式的礫石,是世界經典范式不期而至的沖擊。精神徜徉于小說中,猶如置身于博爾赫斯忽暗忽明的時間長河里,沉醉而享受無窮。

盡管愛情被眾聲喧嘩浮虛及其他事體所滌蕩,依舊無法蕩盡人們對真愛的想象與神往。大斯的《深夜粥鋪》(《作品》2018年第11期),以意識造境,賦予人們愛情真義的虛構:精神性孤獨的享有。大斯以美學意蘊的隱忍,克制著敘事情緒,還原愛情真義于精神本位,于靈魂之所,以大多數人的情感疏影,在純澈靈魂深處發出了深沉的吶喊。愛情的本義人們早已忘卻,大斯復原的愛情的精神圖解:一剎那間的心動,排他性的精神寄托之所,關注與關愛,無礙的交心,詩意與遠方的暢想,珍藏與放下。是來去無痕無跡,而唯獨不是占有與撕裂,甚至是一個人專注的孤旅,與他人及世界無關。小說中深夜粥鋪的老板,一個中年美麗女人,是都市的精神大隱者,置身紛雜之中而葆有了高貴獨享的情感追求,她以對20歲男孩的關切為自己造境,使得遠逝的愛情暫得重生。對20歲男孩的情感依戀,不是畸戀與情感異變,而是純愛久違的重溫與推演,真愛本身的呈現。真愛本義就是自私排他與無私至境的共生體,是純粹的精神矚望,是俗世索取、或明或暗蠅營狗茍的天敵。大斯為被物質綁架的人們,以真愛的名義圓夢,無異于真愛的深情回眸。深夜粥鋪是情感與精神的虛構,更是人們現實情感的隱喻,是對未來無以落地情感的前瞻性想象與期許,是絕望中殘存的微渺希望。

90后:純粹專注開拓多彩空間

《作品》很早就介入對90后作家的發現與推出,甚至說90后作家的迅速崛起與《作品》不無關系。90后作家是最無心理負擔的一代,對文學有種純粹與專注的心態,他們有著經典意識和向心而進的執著,有著讓文學回歸藝術本身的明確指向。90后小說家創作手法呈現多元化攝取,而且在運用中游刃有余,他們有龐大的參照系,有用之不盡藝術營養資源,他們的藝術認知是自覺的。文學對他們來說是無界的開放,甚至他們用最短的時間,邁向全國文學一線。這,正是中國文學走出去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后備力量。

古典意境的現代反向解構與重構,思維的逆襲,西式技法重返中國古典視域,是90后探索進路爍目的亮點,也體現民族文化的和合進取精神。靳朗《夢蝶》(《作品》2018年第1期)中的莊生如同《安娜?卡列尼娜》之安娜、沃倫斯基等剎那之間發現既定生活巨大的缺陷般,意識里長久的美好被瞬間摧毀,顛覆了規范、拘謹、本分人生,擊潰了人之羸弱的精神依存。莊生終于從迷夢般人生中醒來,即時洞明了人世難以洞穿之牢獄生活。世人眼中,醒悟即是瘋癲。伍蝶或蝴蝶,只不過是我們美好而空幻的意象;莊生非莊周,不過是我們生命時態的他者幻化。文本無疑是對現代文明的大膽質疑與拷問,小說內在氣質、構建模式與弋舟《我們的踟躕》有異曲同工之妙:個體生命詩性的坍塌,最廣泛群體生命狀態的統攝,存在真切之本質性鮮血淋漓的解析。重返中國古典是創作突破的理性選擇,本身意味著彰顯著中國小說內斂的魅力。

孫鵬飛《不來不去》(《作品》2018年第10期),猶如迷途知返彼岸。文本再造了關乎人類自虐及自解的審美圖景,再現了大一統思維的卓然優越。小說以天道自然輪回自陳,完成了中國式宇宙觀的終極昭示,猶如華美大塊散文詩流淌,演繹了從人生際遇到社會亂象紛擾,從社會生猛進行時到人類堪憂未來,賦予恣意汪洋的想象與入微至深的理性透析,重塑人文主義者千年孤獨心史,隱含著人禍罪誰的天問。孫鵬飛把人類社會種種亂象具象幻化成萬物有靈的發聲,承接了莊子華章的骨干風韻。流水、馬蹄谷、落花、黑水、沼澤、黑蟲、冬風、玫瑰、黃鼠狼、野狼、頑石、蝙蝠、下水道、大海等等,目不暇接的種種承載含混又指向明確的意象擬人演繹,是人生、社會甚至人類的自虐種種具象的萃取、提煉與升華,同時又是道之不變的天象合成。自然具象與人類抽象在共進中凝鑄了對人類進路之憂的理性反思,小說最終重返莊子古典寓言美學境界。流水貫通全章,承載了全然人文主義者的孤寂與凄涼,他擁有堅定的信念,純澈的理想,落花是他的愛情際遇,他們彼此有過交集,卻從未踏進對方的世界。生命的過程原本自然有定,歷經一番涅槃,才有放下悟道,實現生命羽化的可能,《不來也不去》無異于人類自解的寓言。

失序的愛欲、生死夾縫之間至美的重構,彰顯著90后作家凌厲進擊。宋阿曼的文本,既是個體經驗、體認的積聚,同時也是其專注、穩健創作心態的體現,自由無拘表達的流淌,更是迷離生活間隙中執著至美的苛求。在阻隔紅塵襲擾里,散射著她對文學藝術認知與精悟。她有著超乎同齡作家的敘事耐心,如琢如磨,使自己的作品透著悠遠的古韻古雅,時空轉換常常很是迅疾,流變的現實中精神能夠始終如一地葆有詩意。《午餐后航行》(《作品》2018年第6期)是描述了愛情不存時代無以擱置性欲的何溪,遭遇了在她看來是自己一直苦苦尋覓的愛情——室友王燦燦的男友徐魏。她安妥了自己的欲望之后,有了對愛情有了新的期待。然而徐魏并不能給予她歸宿,她只不過是他午餐后一段航行的緩沖。直至死亡降臨的最后一刻,她想到的依舊是徐魏。情感、愛欲之殤,最終以死相殉,生之靜美,欲之濃烈,死之酷烈,構筑了失序的人生中人性至美情態。小說有著張愛玲式的決絕之意境,李清照詞境的凄美、冷峻與清冽之韻。 ? ? ? ? ? ? ? ? ? ? ? ??

對于長篇構建,90后作家亦有令人心動的表現,他們執著于在殘酷的現實中以生命切實的穿行去追尋慘淡詩意,其間所蘊藏的震撼性、爆發力、創造力不可小覷。周豈衣《十八歲》(2019年第6期)以不堪重負的青春動影,鑄就了對背離教育本質規律的產業化荒誕世相陳列與犀利批判——藝考已無關理想與藝術,只是心靈炙烤中的青春失航。《十八歲》是艱難的成長歷程,是理想墜入堅硬大地碎裂的余音,更是社會對青春殘酷而冰冷地沖撞。青春以感性碎片的形式被素描、定格,亦是一種束之高閣的行為語言,泣血的祭禮。小說簡筆聚焦了一群藝考生,亦勾勒出了社會整體性概貌:被生活寵溺者的肆意妄為,生活優越者情感糾結的游戲,良善者被欺辱,底層者卑微、虛榮的追逐,肉體與空花幻影的交換,貧困者脆弱崩潰的神經,藝術的真諦與虛構的生活等等。馬永泉的第四次藝考再次鎩羽而歸,看似一連串偶然事件的反應,馮小小關鍵時刻的跌跤骨折似乎亦是意外,然而這一切只不過是高考影子下社會殘酷法則正常不過的演繹。即便重演千次,或許結果依然如故。藝考不再是為理想而戰,而淪為一場青春的撕裂。周豈衣把人生常態上升為哲思的起底式總結,完成了文本從感性橫陳到理性蒼涼的華麗轉身。

馬曉康《墨爾本往事》(《作品》2018年03期)既是異域打拼者的青春自述,更是自我生命、自我精神的探析與天問。小說總是在他者生命里返照自身,在凝重、沉郁里潛隱著靈魂的突奔,無以把控命運的詩性殘酷,質疑精神安妥的存在。墨爾本的種種驚心的遭際,洞穿了生命的基底,直抵生命的背面。小說在同等敘事場域里,滌蕩出屬于自己任意馳騁的藝術空間。文本在中西文化生活觀念比對中,直刺我們民族愛慕虛榮下的人性殘酷,彰顯了一種對生命真正尊重的溫情與關注。小萬之死,摧毀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想象,凸顯了現實生活的殘酷性。作品建構了一種自由體式的橫陳,在堅硬如鐵的傳統敘事流中,以終極生命詩意的重書、歸結,在幽暗的低谷賦予理性而微茫的靈魂通道,起勢與落地沉穩有力,有著靈性的中國傳統式審美意蘊。馬曉康以排山倒海之力,在追溯青春過往中,釋放了生命所有的承載,讓生命重歸詩意與安妥。小說集中凸顯了90后作家的創作優勢:開放的心胸與視野,執著于自我表達的勇進,詩意與哲思的融合,不失傳統審美情趣。他們幾乎是以世界的眼光審視現實,其敘事、觀念、生命場域等等,不再局限,他們眼中現實不再是局域性局限性現實,而是中西文化碰撞中的現實。

倫理:城市癥候與失序的承壓

傳統的倫理秩序正處在進一步的分崩離析中,來自社會演進所攜帶的生存壓力,讓普通人一時難以應對已驟變的倫理擔負。小說家以發現與聚焦思考著社會變奏熱點,他們從各自獨有的視點切入,揭示著社會心理負荷,城市癥候與失序承壓成為強力的核心表達。

一步之遙的幸福生活,并不是一個簡單的選擇問題,親情的背負成為難以逾越的阻礙。所有美好的計劃無聲地流產,演變為應對不暇的無盡慌亂,這似乎是一種生命的既定時態。虞燕的《你不能只是你自己》(《作品》2018年第1期),主人公何樂在婚姻家庭、孕育、養老交織的焦灼中淪陷了自己,淪陷在老去變得卑微父親,為幸福生活奮力打拼的丈夫,孕育與工作及生活糾結之間。現實生活就像一塊極具棱角的礫石,磨盡人們對它的美好暢想與設計,也磨盡凡人的意志力。小說呈現了作為平凡者的何樂直面生活的精神惶恐,亦借助精英人物姐姐何歡的離婚、從九樓一躍而下絕望中的自嘲,完成了對沉重生活的他山攻玉。凝滯、尷尬在帶著父親去浙江的火車站的那一刻,何樂腦海里閃現張臂飛下九樓面帶微笑的何歡。這一凝神,既是生活慘烈的回照,也是對當代社會殘酷的嘆謂。

焦紅琳的《共享安定》(《作品》2018年9期)直擊都市人現代生之精神困境,闡釋了卡夫卡自我解除焦慮的夢境想象邏輯,亦是佛洛依德潛意識多姿的搖弋,更是中國式夢境詩學的延宕。小說賦予都市眾生的不僅僅是這些,在精神焦慮的表層下面還有更深層次更珍貴的東西:愛情的浪漫及其想象的延展,貫通數千年的孤寥悲切。小說淡化了現實與夢境的界限,甚至更多的情節、靈魂游弋處在夢境之中,以反語修辭的精準植入,有力凸顯與強化了當下社會現實存在的虛幻性,將生命置于荒誕之中。在這個意義上,人類都是可憐的蟲類。

豐一軫的《后遺癥》(《作品》2018年第1期),是年輕戀人一次有些無味甚至極度無聊的重逢,沒有濃情蜜意的纏綿,只有無底的窒息。褚楚的日常動影,與許東陌寂寥的相聚,到夢中驚魂,小說勾勒了一種難以揮去又如影隨形的常態性不安。后遺癥是多層面的,毋寧說來自愛情與就業的不如意,導師的極盡盤剝壓榨,理想與事業的現實崩潰,不如說是對未來的莫大恐慌與對這個世界的深深絕望。褚楚外化性不安,比照、反襯了許東陌更為幽深的精神不安,這次相聚成為他們二人相互舔血式虛弱的精神依偎。正如那首歌,當你懸浮得像個炮彈時,你就很難落下。社會學博士面對人性變殘的社會,依舊走不出凝重的幽暗。豐一軫于成功地關照、定格了無以排解的傷魂,精神有深察而無解。他的《說難》,在今天本身是一種難以說清的悖論存在。本該安享天倫之樂的祖父,卻不得不一次次在縣城地圖上尋覓,為老弟踅摸姻緣。祖父艱辛的尋覓顯然是徒勞的,那不是地圖,而是強大經濟猛進的承載,地圖不過是經濟生態的符號罷了。老弟也一次又一次的尋覓,一次又一次的無果而終。為此,祖父與父親關系惡化,甚至動手,甚至老淚縱橫地跪倒在姑父姑姑面前。找個過日子的人就這么難嗎?經濟生態顛覆了鄉土正常倫理的今天,最基本的倫理歸宿已成為難以企及的奢望。豐一軫所撕裂的不再是一個人的精神之痛,而終結之中鄉土社會之痛。

社會倫理失衡失序,留給普通人的是來自生活深處的證言。梅妝的《青木原》(《作品》2018年09期)以去盡浪漫、心酸的戲謔式幽默,調侃了都市凡人生命到詩意遠方遙不可及的距離。生活對司機大老吳來說是脆弱瓷器,一刻的歡愉丟了精神病人,驚懼之下,心存僥幸的他拉了正常人以充數,最終作為家庭頂梁柱的他,失去微薄的保障而入牢獄。正常人被送進青木原無一例外地被精神病,社會病象橫陳,悲喜交替,現實扎心,背離人性。這里更是時代器質性縮影的凝練:天使被患者重傷致死;有人被妻子惡毒設計而頓悟人生;有人近在咫尺的愛情驟失,永遠留在了青木原,有人被調查、雙規,有人因禍得福,一夜暴富……似乎一切經不起生活偶然的重擊,喜憂福禍雜陳才是本味。梅妝酣暢淋漓的敘事激進中,亦隱藏著處在困境包圍中人們對詩意與遠方的強烈渴望。

包倬的《那就晚安吧》(《作品》2018年第11期),男人為明線主線徐進敘事,女人為暗線補線遞進力度,全然表征了都市底層人群靈魂漂浮無著落的真切動影。逼仄的租賃房間因隔墻被強行拆除,兩線相交,男人女人一覽彼此殘存著一點想象的空間,同時也摧毀了他們對生命的熱望與想象力。與其說女人是男人生命日常的補敘,不如說她是男人虛妄精神的終結者,她亦擊潰了自身。男人房間里那些所謂勵志書,不是強大的精神支柱,而是自我封閉的迷藥。女人是理智與清醒的,這是一個無法用信念支撐生活的冷鐵時代。作品以沉悶忐忑的敘事,聚力于日常生活之一瞬間,輻射與承載的卻是蟻族全部生命狀態。男人臆想了無數次的面對,卻最終沒有絲毫的浪漫、溫馨,只有無盡的蒼白、乏味。“晚安”,光鮮都市遮蔽下的幽暗的夜里,蕓蕓眾生能夠安眠嗎?不具姓名男人女人的符號性存在,以理想之雞蛋猛擊了現實的石頭,碎裂驚心而無聲。

城鄉:告別銘記中永失的家園

城市化進程,使得中國大地上綿延了數千年的農耕文明處在疾速地瓦解之中。在進城之困與返鄉之難雙重夾擊下的村落,成為我們遠去漸漸模糊的記憶。盡管家園正在逝去,盡管從農村進城的每個人都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剝離,人們還是不斷地擠進城市,尋求生命新空。

回望鄉土,農村記憶已成寂寥的挽歌,慢節奏與高速猛進的震蕩中,依舊有著撫摸歲月的溫情。葉清河《農耕記憶館》(《作品》2018年05期)中,父親走了,他所守護的村莊成為“我”故土情感聯結的“真空”。因著遺留的林林總總的農具,“我”在對啞仔的講述中,復蘇與重溫了父親多年來的生命過往,于逝去中完成了生命的重新認知。“農耕記憶館”成為對父子間沖突的理解與諒解,成為父親無法逃離與“我”無法回去的命運注解。葉清河以散文筆調達成了自己的預設,以時空的浮光掠影構筑了精微的孤獨感、本真態,探索了人生庸常存在的之外的精神意義;以農具為載體鉤沉人與鄉土的雙重命運,將斑駁的記憶凝固成農耕文明終結的挽歌。關于鄉土個體生命的記憶、情感、糾結等陳列至真入微,直抵鄉土生命存在本質,無疑是對鄉土的雋永地回望。

陳倉的《反季生長》(作品》2018年第八期)是返鄉之難的理性直面,返鄉長途車各色人等具象凝練出抽象——“偽上海人”棍子山藥、大白菜等諸多進城者,一路脆弱優越感的橫陳與欷吁,亦是城市他者無法抵達的歸途。對于大多數從農村進入城市的人來說,改變的只是職業與生活節奏,而不是命運、身份。他們以“城市他者”的狀態懸浮于城市上空,落地生根的幾率罕有。從挺進城市的那一刻,空間、心理上與故鄉漸行漸遠,乃至失去依存的幸許之地。試馬鎮的“那棵櫻桃樹”反復閃現,既是生命“痛點”對過往的勾連與重溫,更意味著作家陳沅與過往的訣別。扎根故土的“那棵櫻桃樹”味道依舊,蔚然成林,對于進城者而言,亦是反季生長,小說是眾多的城市他者幽遠心聲的代言。

付秀瑩的《啊!》(《作品》2019年第1)是諸多城市他者余緒在天的詠嘆、驚詫定格。小說從芳村正月不剪頭的風俗遙遙說起,繼而轉進城市他者小見打工的北京。小見勤快機敏,完全收起了淳樸,以高度的職業素質及狀態,服務著每一位顧客。曠姐滿意與享受中,擎起了脫離打工者社會身份的優越感。工作之余的小見們,不再擁有屬于自己的空間,甚至工作間隙,只能不斷地找活干以緩沖心靈的莫大空虛。上午帶著新年好心境開心而去的曠姐,下午又一次來到小店且悲傷不已,然而她并未傾訴什么,她亦無法訴說,她有著怎樣的故事呢?農村人紛紛進城,苦苦打拼,究竟為了什么呢?他們委屈尊嚴,得到又失去什么?城市的他者,縱有萬般余緒,又能向誰人訴說呢?市聲繁雜中的一股清亮而至,沉靜中潛隱著靈魂的奔突,或許又是一個新的故事的序曲。王哲珠《姐姐的流年》(《作品》2018年第4期),以尋找姐姐起筆,濃墨追溯了聰明能干的姐姐富于擔負的人生過往,追溯了沉靜而暖心的農村生活。這一切依舊足以安身立命,卻依舊不足以安妥狹隘天地里向往廣闊的心靈。姐姐是有著變通思維,勇于打破和改變現狀的人,她的出走,是責任承擔告一段落后新生命新生活的開啟,亦是邁向城市文明的理性決絕。

藝術:固有壁壘打破后的共融

關于文學藝術本身,《作品》小說從現象層面和創作內質層面給予了充分的探究。文學現實充盈著浮虛,各色人等紛紛介入,偽大師層出不窮,功利奠基的種種熱鬧與繁榮本質上與文學無關。與此同時,文學亦不乏熱忱而精進的探索者,他們以自我藝術敏銳感知,在眾聲喧嘩中異類存在,在藝術融合中向著新的表達之境不斷突進著。

充滿泡沫的文學現象,從來是喧囂與眾星捧月的感覺。文學的真性感悟者從來都是寂寞地自說自話,寂寞與自我話語原本文學的屬性。江冬《一小時的大師》(《作品》2018年第12期)鮮血淋漓地刺穿了充滿炫彩肥皂泡的文學聚會,在新葉公好龍時代,真正的文學信徒被視為“文學”的“公共敵人”。陌生的文學聚會上,“你”以對文學精悟的一小時演說,擊潰了席面上蕩漾在浮虛之中的各色人等。然而“你”所擁有的只是寂寞和寒意,這是文學的俗世性面孔,小說刺世力度頗深。矛盾可能設置與美學思辨,存在性的哲學構建,是小說藝術開拓性路徑。

李銜夏《子彈做的刀》(《作品》2018年07期)以超乎常態邏輯顛覆了邏輯性,以可能性極致性矛盾設置,探究了小說藝術本體的存在,可謂向自身創作及中國文本發起的以石擊卵式的挑戰。冷血殺手愛上行動目標,并且作為殺手的核心存在意義被目標的選擇所解構所冰釋,為捍衛職業藝術最終不得不選擇自殺,這在常態邏輯下是不存在的,卻完全是一種現實性的藝術邏輯存在。突破邏輯就是藝術邏輯性存在的屬性。這是關于小說美學存在推演與演繹,是一種美學極境的構建,更是作家與創作自我的角力。

從小說內質層面考量,通感的妙用,不同藝術類別固有壁壘的打破,最終都能在共融中實現突進。楊襲《蒼茫大地》(《作品》2018年04期),以過往時代的眾多親歷者的不同視角透析了女人杜梨純真、坦蕩、崇尚美的生命軌跡,追溯了一個文藝真魂與世俗共存的時代。杜梨無懼世俗的別樣目光,將塵世的一切災難化作追求、捍衛美的生命驚艷,其驚鴻一瞥的人生鑄成人生終極、理性、恒性大美。大地蒼茫,曾承載著無盡的人生悲涼與藝術驚艷,世故的慣性依舊無法遮蔽轉瞬即逝的倔強存在。楊襲在敘事上將現場情境與理性探究融為一體,紛擾的世事表象下潛隱著藝術肌理透析,時代之過往與反思蒼涼而有力。毋寧說小說是以他者視角對女人杜梨生命軌跡與逝去的文藝時代的追溯,不如說是楊襲對藝術生命的至深認知與盛贊,對藝術蒼茫的詠嘆。小說復原了原本藝術存在的理想的空間,更為可貴的是,小說以油畫般的豐富色彩與層次,賦予那個時代的藝術本色,勾勒了藝術真魂的時代景深,因著這種不同藝術種類與不同時代的通感,文本的敘事展開中,生命、藝術之豐沛詩意,油然而生。 ? ? ? ? ?

《作品》打破文學藝術固有的壁壘,給予犧牲可讀性的執著追求者以海闊魚躍的空間,也給予讀者世界經典范式驚鴻一瞥的機遇。殘雪對于中國文學來說,永遠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她顛覆傳統表達,以跨文本、跨主義、突破程式邏輯等超常的思維,自由地游弋于自我的文學疆域里,執著地追求著文學的理性之美。幾乎所有的小說都是對世界存在的寓言性創造,甚至她在文本中竭力構筑著失序世界的幽暗秩序。殘雪的《成長》(《作品》2018年第7期),是以感性文本表達人類理性成長史的一種創造性文學圖式。殘雪用人類之愛情、親情、世情、友情及內心、頓悟等等,勾勒出靈魂成長的精神流圖。小說的感性圖景,無一不被賦予象征意義:龍泉山無疑記錄著人生的各種流逝與流變;野百合是人類人文情懷的表征;東北虎象征著源自人類外在的各種誘惑;狼嗥表征著來自內心的真實聲音;玫瑰象征著美好平和的內心;夜晚的女人是愛情之外友情、情欲延宕的載體;黑衣人則是人類理性之識的昭示與導引者;……或許時間是靜止不動的,流失的只是人類自身。人類在成長的過程中,愛情要經受外在誘惑的考驗甚至失去(小勺奔虎而去);親情(父母)永遠守護、陪伴左右;要遵循內心的呼喚也須直面俗世的誤解甚至嘲諷;生命的歷程中需要友情對愛情的激蕩與滋補;需要自我內心的放下與頓悟,進而獲得心靈的安妥與平和。人生永遠是得失同行,在失去的同時獲得、收獲了成長。對殘雪而言,無象征不成小說。人類難免有自身隱疾,卻是為了更好地成長,在失去與得到反復中,人們在永逝不變的時間中須有理性引領(黑衣人)。范墩子《樹杈小孩》亦是理性之識根植于鄉土的重構性終極表達。小說中的人物只是生命狀態的符號性存在:“我”是“樹杈小孩”,是生命純粹及人文的存在;天太,是大智如愚,變之不變的存在,以不同視角看世界的不凡眼光;山羊則是理性而功利性的生命存在。對范墩子而言,鄉土不再是記憶中承載故事的鄉土(要在小說中尋求故事性基本上是徒勞的),而是歷經他藝術震蕩之后的富于世界文學長廊意蘊的鄉土,是他現代藝術重構的重要場域。“我”與天太在精神思想上有了交流甚至默契的愉悅乃至心牽魂動。天太是以人間最低的姿態看世界的,天太完成了自己的“飛行”,“我”學會了以新的視角看世界。天太走了,他的葬禮成為眾多孩子們的天堂與狂歡。“我”與天太交流交往,重要的不是玻璃球或彈簧青蛙,而最終彈簧青蛙被直奔目標而去的山羊得到。小說有著卡爾維諾的理性極致,是生命存在狀態的抽象及寓言,是人類遙遠本初自我完全擁有的喜悅,亦是不再擁有的長痛長嘆。

科幻:想象天域里的社會思考

科幻是一種想象力馳騁的文學類型而不是文體,它是文本籍以飛行的外殼依托。科幻文學的突起與上揚,亦給予眾多作者創作轉進、探索的機遇及空間,《作品》以超乎常人的敏銳把握前沿律動,關注和捕捉著這股文學的新姿態新勢力。

生命有沒有突破常態的可能?田興海《負限奧運會》(《作品》2018年第2期)穿透與否決了我們對生命的固化認知,在生活節奏日益加快的今天,負限奧運會無疑給予人們一種重新審視、理解生命的別樣視覺。以“慢”為高標,亦是對物質高效迅捷的警惕。文本破襲、質疑了現代社會,完成了一種對生命本體本真意義的終極寓言與解讀,重申了體育競技的本質意義。這是一種生命回歸本真的昭示,一種生命選擇性意義的重構。霍金的《時間簡史》里曾問到,“時間的本質是什么,它會到達一個終點嗎?我們能在時間中返回過去嗎?”

王秀梅《咖啡師》(《作品》2018年第6期)賦予人類重返生命過往現場,直面未來的無限遐想及變之不變的確定性。“故事的終結”咖啡館,只不過是特定時間、緯度、物象、環境下轉化的時空隧道,知道了生命過往與未來的“我”,火車司機,咖啡師,重返過往為了改寫命運,然而冥冥之中能夠改寫的卻可以忽略不計。小說探討了文本建構的極致性可能與恒性,最終于無以抗拒宇宙力量里奏響了揮之不去的千古悲歌。王秀梅從容地凝鑄了自己對小說藝術的認知:無限可能與確定性,魔性與邏輯性,主線與枝蔓,形態與思想,感性與理性,浪漫與悲情等諸多因素,于相斥共進中抵達統一之境。海德格爾曾言,今天的人們已無法與生命本身相逢。 ? ? ? ? ? ? ? ? ? ? ? ? ? ? ? ? ? ? ?

超俠《觀察者》《作品》2019年第1)以生命本體的裂像與不同的人生站位實現了人類與自身的相逢與交匯。觀察者與被觀察者的換位,既是平庸人生的改版,亦是人生欲望極致的一種推演。人的欲望是無窮的,它可以拋棄家庭無視倫理,甚至打破宇宙既定的秩序,成為一種失序失魂的瘋狂。超俠最終以觀察者與被觀察者的思辨,道出了世界存在的極致虛無性,在平庸與極端之間達到了文本的平衡之美。林瀟《生命的另一種可能》在腦波電流幽冷交融的時空,在宇宙寂寥的苦寒里,演繹了人類的神性——愛情超越一切魔力,即便遙望浩瀚冷寂的地魁星,亦能感知愛之存在的力量。離默對李茸茸的愛超越生死,因此他逃離精神病院潛入飛行器,來到地魁星找尋愛人。在與外星電流對抗的過程中,離默、李茸茸以自身的徹底毀滅給予宋洛洛、辛念生存持續的機會。小說重申了愛之力量的永恒,在無邊的宇宙愛是人類依存的堅實根基,無論時空如何變幻,愛總是另一種可能性的存在。

科幻只是表達的一種載體,是作家對人類未來的延伸性探究,體現著作家智慧存儲與社會學思考。《作品》的科幻文本,緊扣社會內質變遷現狀,以想象之羽給予生命全新的理性時空,給予人們以超越性別樣的解析與洞見。在真幻迷離間予人以顫栗的歡愉與理性的歸結,在想象力的俊逸奔騰中,給人以言外之味,弦外之響的久久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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