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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云空間 > 粵評粵好 > 觀點·爭鳴 > 謝有順 | 如何批評,怎樣說話?

謝有順 | 如何批評,怎樣說話?

更新時間:2019-10-31 來源:謝有順說小說(微信公眾號)

早在2009年6月15日,由《文藝報》和盛大文學共同主辦的“起點四作家作品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十多位文學評論家面對四位年輕的網絡作家時不禁感慨,新一代網絡文學作品與他們所熟悉的傳統文學之間,如同隔著一道“巨大的裂谷”。張頤武甚至說,“中國新文學的想象力到70后就終結了。裂谷的這邊是中國歷史上最新的一代,他們的閱讀空間就在網絡,就是這些作品,傳統文學的生命沒有在后一代人得到延續”。由此,文學的結構會有根本性的變化,這種斷裂造成的后果就是年輕人寫年輕人讀,中年人寫中年人讀。①類似的感慨,近些年在批評界時有所聞,它說出了一種批評的危機——在如何面對新的文學力量崛起這一現實面前,批評界不僅存在審美知識失效的狀況,也有因思想貧乏而無力闡釋新作品的困境。

這個困境,可能是批評面臨的諸多危機中極為內在的危機,它關乎批評的專業精神和專業尊嚴。但是,批評界的這一危機,在過往的討論中,往往會被置換成另外一些問題,比如,時代的浮躁,消費主義的盛行,批評道德的淪喪,人情與利益的作用,等等,仿佛只要這些外面的問題解決了,批評的狀況就會好轉。很少有人愿意去探討批評作為一種專業的審美和闡釋,它所面臨的美學和思想上的饑餓。許多時候,批評的疲軟是表現在它已無力闡釋正在變化的文學世界,也不再肯定一種新的美學價值,而變成了某種理論或思潮的俘虜。翻譯過羅杰·法約爾的《批評:方法與歷史》一書的譯者懷宇先生說:“文學批評在進入80年代以后越來越變成了與航天物理學和分子生物學同樣特殊的一種‘科學’領域,……文學批評已經不是向讀者介紹好書,或者為社會認定杰作,而是把作品當做驗證分析方法和探索新的分析內容的基本素材。”②當文學批評過度依附于一些理論,一味地面對作品自言自語的時候,其實也是批評失去了闡釋能力的一種表現,它所對應的正是批評主體的貧乏。

我們或可回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雖然批評家也是多依賴西方的理論武器,但他們在應用一種理論時,還是以闡釋文學為旨歸,像南帆與符號學、吳亮與敘事學、朱大可與西方神學、陳曉明與后現代主義、戴錦華與女性主義、陳思和與民間理論之間的關系,都曾有效地為文學批評開辟新的路徑,這和現在過度迷信理論的批評思潮,有著本質的不同。何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文學批評日益演變成意識形態批評、道德批評、文化批評?正是因為批評家缺乏文學的解釋力,以致在談論文學問題的時候,只能從性別、種族、知識分子、消費文化等角度來談,惟獨不愿從文學立場來觀察問題,審美感受的辨析更是成了稀有之物。為此,洪子誠曾質問:“如果文學批評已失去了它的質的規定性,而完全與文化批評、社會問題研究相混同,那么,文學批評是必要的嗎?文學批評是否可能?”③文學批評向文化批評轉型之后,卻失去了解讀文學的能力,它的背后,終究掩飾不了批評主體貧乏這一事實。

批評主體的這種空洞和貧乏,是造成批評日益庸俗和無能的根本原因。如果在批評家身上,能重新獲得一種美的闡釋力和靈魂的感召力,如果在他們的內心能站立起一種有力量的文學價值,并能向公眾展示他們雄渾而有光彩的精神存在,時代的潮流算得了什么?人情和利益又算得了什么?批評的尊嚴并不會從天而降,它必須通過一種專業難度及其有效性的建立而獲得。因此,批評主體的自我重建,是批評能否走出歧途的重點所在。“批評也是一種心靈的事業,它挖掘人類精神的內面,同時也關切生命豐富的情狀和道德反省的勇氣;真正的批評,是用一種生命體會另一種生命,用一個靈魂傾聽另一個靈魂。假如抽離了生命的現場,批評只是一種知識生產或概念演繹,只是從批評對象中隨意取證以完成對某種理論的膜拜,那它的死亡也就不值得同情了。”④

即便是當下被人熱論的批評人格和批評道德的問題,同時關乎批評主體的重建。批評界何以存在著那么多平庸的、言不及義的文字,何以一邊審訊別人一邊又忙于吹捧那些毫無創造力的作品?一種審美的無能以及批評人格的破產是如何發生的?憤激地將之歸結為批評家不夠勇敢、不像個戰士那樣發力批判,或者把利益看作是批評人格潰敗的主因,這些都不過是膚淺的看法,它并未觸及到批評的內在特性。勇敢的人、敢于在自己的批評中橫掃一切的,大有人在,甚至點開任何一個文學網站,都不乏那種把當下的文學貶得一文不值的人,但這樣的冒失和意氣,對文學和文學批評的自我完善有何益處?批評家作為以理解文學為業的專業人士,如果也僅滿足于這種低水平的話語合唱,而無法向公眾提供更復雜、更內在的文學感受,那同樣是批評的失敗。像那些斷言文學已死、文學多是垃圾的人,都是從一種整體主義的角度去描述一種文學的缺失,這對于解答具體的文學問題其實并無助益,因為真正有效的批評需要有一種誠懇的研究精神,必須閱讀文本,才能洞察作家作品的真實局限。

作為一個批評家,闡釋有時比否定更為重要。而那些文學已死、文學垃圾論之類的言辭,之所以會引起巨大的關注,首先要反思的可能是一些媒體和讀者的心理預期,他們總以為那種橫掃一切的否定才是批評家的勇氣。如果真是這樣,“文革”期間早已把所有文學都否定了,新時期我們又何必一切都從頭再來?一些人,惟恐別人記不住他的觀點,總是想把話說絕,越專斷越好,而知識分子讀了一堆書,如果不懂什么叫節制、誠懇、知禮,不好好說話,也不懂在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面前保持沉默,這難道不是另一種悲哀?批評精神的核心并不是比誰更勇敢,而是比誰能夠在文學作品面前更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專業解釋。空談幾句口號,抽象地否定中國文學,這并不需要什么勇氣,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看到那些有理有據的分析文章。

當我們在批判一種話語疲軟的狀況時,也要警惕一種話語暴力的崛起。

因此,理解批評存在的困境,和理解文學的困境是一致的。要確立文學批評的價值,首先是要確立文學的價值、相信文學的價值。批評精神的基本構成,是關于批評對文學的忠誠守護,對人的復雜性的認知。通過對文學和人的深刻理解,進而出示批評家自身關于世界和人性的個體真理,這依然是批評的核心價值。但在一個文學的精神性正在受到懷疑的時代,引起公眾關注的,更多只是文學的消費和文學的丑聞。隨著這些關于文學的笑談的流行,寫作也不再是嚴肅的靈魂冒險,不再捕捉生命力的話語閃電,也不再繪制創造力的隱秘圖景,它仿佛是一種剩余的想象,充當生活中可有可無的點綴。面對公眾對文學越來越盛大的揶揄和嘲諷,文學批評不僅沒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叫人熱愛文學,反而因為它的枯燥乏味,成了一些人遠離文學的借口。這樣一種蔑視文學的邏輯,在以會議、出版社和批評家為核心的圖書宣傳模式中,更是得到了證實。于是,文學逐漸走向衰敗,文學批評也正淪為獲取利益的工具。

以闡釋、解讀文學為基本倫理的文學批評,最終不僅不能喚醒別人對文學這一創造性的精神活動的珍視,還進一步惡化了文學環境,尤其是加劇了公眾對文學及其從業者的不信任,這當然是批評的恥辱。另一方面,肆意貶損作家的勞動,含沙射影地攻擊寫作者的人格,無度地夸大一些毫無新意的作品,跟在網絡或報刊后面為一些商業作品起哄,面對優秀作品的審美無能,把批評文章寫得枯燥乏味或者人云亦云……所有這些癥狀,也在表明批評家已經無力肯定文學自身的價值,也不能把文學證明為認識人和世界的另外一種真理,那種個體的、隱秘的、不可替代的真理——人類世界一旦少了這個真理,人類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就會缺少一個最為重要的容器。沒有對文學價值的基本肯定,批評家如何開始自己的闡釋工作?他根據什么標準來面對文學說話?

我冒昧揣測,很多文學批評家已不信文學。批評家不相信“真理”掌握在作家手里,不認為作家能夠發現某種秘密,墨索里尼,總是有理,批評家也總是有理,社會的理、經濟的理、文化的理,獨無文學之理;批評活動不過是證明作家們多費一道手續地說出了批評家已知之事,而這常常在總體上構成了一份證據,證明批評家有理由和大家一道蔑視此時的文學,進而隱蔽地蔑視文學本身。⑤

需要恢復對文學本身的信仰。正是有了對文學的信,作家和批評家才有共同的精神背景,也才有對話的基礎。從事文學的人卻不信文學,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也普遍不愛這個時代——這或許是我們精神世界里最為奇怪的悖論之一了。作家不愛文學,自然也不再把寫作當作是心靈的事業,甚至連把技藝活做得精細一些的耐心都喪失了,寫作成了一種沒有難度的自我表達,或者是面向商業社會的話語表演;批評家不愛文學,面對作品時就不會取謙遜和對話的態度,更不會以自己對文學的敬畏之情來影響那些對文學還懷有熱情的人。為何文學這些年多流行黑暗的、絕望的、心狠手辣的寫作,因為作家無所信;為何文學批評這些年來最受關注的總是那些夸張、躁狂、橫掃一切的文字,也因為批評家無所信。無信則無立,無信也就不能從正面、積極的角度去肯定世界、發現美好。

重新確立起對文學的信,其實就是相信這個世界還有值得肯定的價值,而文學也能充分分享這一價值。文學是對世界的發現,而文學批評是對文學真理的發現。發現、肯定、張揚一種價值,這能使文學和文學批評從一種自我貶損的惡性循環中跳脫出來,并在一個更大的精神世界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相信文學依然是認識世界、洞察人性的重要入口,相信在一個物質時代,精神生活依然是人之為人的核心證據,這是文學批評的價值背景,也是文學批評的倫理基礎。文學批評最終要引導人認識文學、認識自我——這個看起來已經老套的觀念,卻是當下極為匱乏的批評品質。文學批評要拒絕成為權力的附庸,這個權力,無論來自意識形態、商業意識,還是知識權力,都要高度警惕。意識形態的指令會使批評失去獨立性,商業主義的誘惑會使批評喪失原則,而知識和術語對批評的劫持,則會斷送批評這一文體的魅力。

文學批評曾經是傳播新思潮、推動文學進入民眾日常生活的重要武器,尤其是新時期初,它對一種黑暗現實的抗議聲,并不亞于任何一種文學體裁,但隨著近些年來社會的保守化和精神的犬儒化,文學批評也不斷縮減為一種自言自語,它甚至將自己的批判精神拱手交給了權力和商業,它不再獨立地發聲,也就談不上參與塑造公眾的精神世界。文學批評的邊緣化比文學本身更甚,原因正在于此。而在我看來,文學批評只有進入一個能和人類精神生活共享的價值世界,它的獨特性才能被人認知,它才能重新向文學和喜歡文學的人群發聲。

批評之所以成為一種獨立的藝術,不在自己具有術語水準一類的零碎,而在具有一個富麗的人性的存在。⑥

這是李健吾的觀點。現在重讀現代文學的一些評論論著,何以很多人的文字已經陳舊,而李健吾的文章依能讓人受益?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李健吾做批評不是根據那些死的學問,而是根據他對人生的感悟和鉆探。他的著重點是在人性世界,所以他的文字有精神體溫,有個性和激情,不機械地記錄,也不枯燥地演繹,他是在通過文學批評深刻地闡明他對文學的熱愛和發現。

長期的價值幽閉,導致了當下的文學批評貧血和獨語的面貌。這個時候,強調對話和共享,就意味著強調批評作為一種寫作,也是人性和生命的表白,也是致力于理解人和世界的內在精神性的工作,它必須分享一個更廣大的價值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站立著“富麗的人性的存在”。離開了這個價值世界,文學批評的存在就將變得極其可疑。“文學批評,這種致力于理解人類精神內在性的工作,隨著‘精神內在性’的枯竭而面臨著空前的荒蕪。人們看起來已不需要內在的精神生活,不需要文學,因此,更不需要文學批評。”⑦而真正的批評,就是要通過有效地分享人類內在的精神生活來重申自己的存在。一種有創造力和解釋力的批評,是在解讀作家的想象力,并闡明文學作為一個生命世界所潛藏的秘密,最終,它是為了說出批評家個人的真理。這種“個人的真理”,是批評的內在品質,也是“批評也是一種寫作”的最好證詞。

批評當然也有自己的學理和知識譜系,但比這個更重要的是,它還有自己的人性邊界,它的對象既是文學,也是文學所指證的人性世界。但是,這些年來,批評的學術化和知識化潮流,在規范一種批評寫作的同時,也在扼殺批評的個性和生命力——批評所著力探討的,多是理論的自我纏繞,或者成了作品的附庸,失去了以自我和人性的闡釋為根底。必須重申,文學和批評所面對的,總是一種人生,一種精神。尤其是批評,它在有效闡釋作品的同時,也應有效地自我闡釋,像本雅明評波德萊爾,海德格爾評荷爾德林、里爾克,別林斯基評俄羅斯文學,就是闡釋和自我闡釋的典范。這些批評家,同時也是思想家和存在主義者。與此相比,中國的批評家正逐漸失去對價值的熱情和對自身的心靈遭遇的敏感,他們不僅對文學沒有了闡釋的沖動,對自己的人生及其需要似乎也缺乏必要的了解。批評這種獨特的話語活動,似乎正在人生和精神世界里退場。

因此,我們強調批評的學術性的同時,不該忘記批評所面對的也是一個生命世界——這個世界的主體,就是人性及其限度。而植根于人性之存在的批評,也追求公正,但批評家必須用他的同情和智慧來潤澤這種公正,公正才不會顯得干枯而偏激。以人性為尺度,以富于同情和智慧的公正為前提,批評就能獲得自由的精神。它不伺候作家的喜好,也不巴結權力,它尊重個性,并以人的自由為批評的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說,批評既是自由的,也是有限制的。這個限制,主要表現在對未知真理的謙卑,對正在生長的、新的文學力量的觀察和寬容,并承認文學對人的洞見沒有窮盡。

由此對照以往的批評喧囂,我們就會發現,很多貌似公正的批評,其實并不公正,因為它們缺乏對人的精神差異性的尊重,也缺乏對人和歷史的整全性的理解,而是一味地放縱自己在道德決斷上的偏好。“我不太相信批評是一種判斷。一個批評家,與其說是法庭的審判,不如說是一個科學的分析者。科學的,我是說公正的。分析者,我是說要獨具只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靈魂的深處。”⑧

批評這個詞最初出自希臘文,意思就是判斷。然而,批評作為一種判斷,在當代批評的實踐中,往往面臨著兩個陷阱:一是批評家沒有判斷,或者說批評家沒有自己的批評立場。許多批評家,可以對一部作品進行長篇大論,旁征博引,但他惟獨在這部作品是好還是壞、是平庸還是獨創這樣一些要害問題上語焉不詳,他拒絕下判斷,批評對他來說,更多的只是自言自語式的滔滔不絕,并不觸及作品的本質。這種批評的特點是晦澀、含混、在語言上繞圈子,它與批評家最可貴的藝術直覺、思想穿透力和作出判斷的勇氣等品質無關。一個批評家,如果不敢在第一時間作出判斷,不敢在審美上冒險,也不能在新的藝術還處于萌芽狀態時就發現它,并對它進行理論上的恰當定位,那它的價值就值得懷疑。二是在判斷這個意思的理解上,一些批評家把它夸大和扭曲了,使得它不再是美學判斷和精神判斷,而是有點法律意義上的宣判意味,甚至有的時候還把它當作“定罪”的同義詞來使用。比起前者的拒絕判斷,這屬于一種過度判斷,走的是另一個極端。

這樣的例子也并不鮮見。批評界許多專斷、粗暴、攻訐、大批判式的語言暴力,均是這方面的典范。“批評變成了一種武器,或者等而下之,一種工具。句句落空,卻又恨不把人凌遲處死。誰也不想了解誰,可是誰都抓住對方的隱慝,把揭發私人生活看做批評的根據。大家眼里反映的是利害,于是利害仿佛一片烏云,打下一陣暴雨,弄濕了弄臟了彼此的作品。”⑨美學判斷一旦演變成了嚴厲的道德審判,我想,那還不如不要判斷——因為它大大超出了文學批評的范疇。批評的公正,說到底來源于它對人性的忠誠,對文學價值的信仰,對世界的整全性的認知,并且它愿意在靈魂的冒險中說出個人的感受。它是一種寫作,是寫作,就有私人的感受、分析、比較、判斷,它不是法律,也不是標尺,不可能完全客觀、公正,也不是“是非自有公論”,它更多的是批評家面對作品時的自我表達。它的公正是在分析和尊重的前提下,以自我的存在來印證文學世界中那個更大的存在。它從一己之經驗出發,又不限于一己之經驗,而是向著人類的精神生活完全敞開。

一個批評家應當誠實于自己的恭維,也要誠實于自己的揭露。要說公正,誠實就是批評最大的公正。但凡在文字里隱藏著個人的利己打算的,即便他的文字再勇敢和尖銳,最終也只能是他卑瑣心靈的寫照。李長之說,偉大的批評家的眼光是銳利的,感情是熱烈的,“因為銳利,他見到大處,他探到根本;因為熱烈,他最不能忘懷的,乃是人類。他可以不顧一切,為的真理,為的工作,為的使命,這是藝術家的人格,同時也是批評家的人格。”⑩誠實和使命感是這一人格的基石。有此準則,再來談批評家的自由,才不會失去方向感。自由的人,必須是有內在經驗的人,而批評家的自由,則來自于他建立起了深厚的關于人生和文學的內在經驗——許多的時候,不是道德勇氣讓一個批評家自由,而是這一內在經驗的唯一性,使他無法再向別的價值妥協。他的內在經驗若是足夠強大,那他就無法再屈從于權力、欲望、利益、輿論和多數人的意見。不屈從,照李長之的說法,就是反奴性,它是批評獲得自由和獨立精神的根本點。

批評家和作家的對話關系,之所以一直來充滿緊張和沖突,也正是因為批評要從作品附庸的地位上解放出來,它渴望以自己的創造性見解,來贏得屬于批評該有的尊嚴。“文學批評從不承認對作家的‘跟幫’角色,它最大的野心,就是通過‘作家作品’這一個案來‘建構’屬于批評家們的‘歷史’。”?當這種由公正和自由建構起來的批評風格,著眼點落實到了文學價值的肯定、人性的存在上時,就意味著批評從幽閉的價值世界走向了人類寬闊的精神世界——從這一個起點出發,批評有望重塑文學的價值世界,并引導文學像過去一樣積極分享人類精神生活的各個側面。

必須承認,文學的熱鬧確實大不如前了,但文學作為一種獨特的靈魂敘事,它并未在當代生活中缺席。文學對于保存人生和情感的豐富性,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如讓·斯塔羅賓斯基所說,“文學是‘內在經驗’的見證,想象和情感的力量的見證,這種東西是客觀的知識所不能掌握的;它是特殊的領域,感情和認識的明顯性有權利使‘個人的’真理占有優勢。”?認識到這一點,就知道,批評作為闡明文學之特殊意義的一種文體,也是“生命的學問”(牟宗三語)。是生命的學問,就意味著批評應該把文學世界看作是一個生命體,它對作品的解讀,也是對這一生命世界的關切,它不僅是在面對“富麗的人性的存在”,也是把一個真實的世界給人,把人心的溫暖給人。

好的批評,是在和文學、和讀者共享同一個生命世界。

這種文學與生命的互證,也是批評之獨立價值的象征。批評如果沒有學理,沒有對材料的掌握和分析,那是一種無知;但如果批評只限于知識和材料,不能握住文學和人生這一條主線,也可能造成一種審美癱瘓。尼采說,歷史感和擺脫歷史束縛的能力同樣重要,說的也是類似的意思。何以這些年關于當代文學史的書寫越來越熱?里面顯然包含著對批評學術化和歷史化的訴求。因此,一方面,文學史書寫大量借鑒文學批評的成果,另一方面,在文學史的權力里,文學批評卻由于它的即時性和感受性而大受貶損。很多批評家為了迎合當下這個以文學史書寫為正統學術的潮流,都轉向了學術研究和文學史寫作,這本無可厚非。只是,文學作為人生經驗的感性表達,學術研究和文學史書寫是否能夠和它有效對話?當文學成了一種知識記憶,它自然是學術和文學史的研究對象,可那些正在發生的文學事實,以及最新發表和出版的文學作品,它所呈現出來的經驗形式和人生面貌,和知識記憶無關,這些現象,這些作品,難道不值得關注?誰來關注?文學批評的當下價值,就體現在對正在發生的文學事實的介入上。

我當然知道,文學批評是最容易過時和衰老的文體,它在今天顯得如此寂寥,其實和它這種悲劇性的命運有關。批評家何向陽就曾感嘆:“我是選擇當代文學作為專業方向的一分子,當時間的大潮向前推進,思想的大潮向后退去之時,我們終是那要被甩掉的部分,終會有一些新的對象被談論,也終會有一些談論對象的新的人。這正是一切文字的命運。”?但是,文學批評的意義依然不可忽視,因為它和作家一樣,都是當代精神的書寫者和見證者。一種活潑的人生,一定要通過一種活潑的閱讀來認識,而文學批評就是要提供一種不同于知識生產和材料考據的閱讀方式,它告訴我們最新的文學狀況,且從不掩飾自己對當下文學和現實的個人看法。從這個角度說,文學批評在學術秩序里的自卑感是虛假的、不必要的。錢穆讀詩,常常說,我讀一家作品,是要在文學里接觸到一個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我遇到困難,可是有比我更困難的。我是這樣一個性格,在詩里也總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我哭,詩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詩中已先代我笑了。讀詩是我們人生中一種無窮的安慰。”?這樣讀詩,就是最好的一種文學批評,因為他在解讀文學的同時,也是在領會文學中的人生、情感和智慧。錢穆是以生命的眼光來看一個文學世界,并通過文學來詮釋自己的人生。如果沒有這樣一種對文學的感悟,錢穆的那些學術研究,恐怕也不會有這么長久的生命力。他是一個把學問通到了身世、時代的人,所以,他談中國文學,不是紙上的學問,而多是自己的人生心得。遺憾的是,當下的批評界多師從西方理論,而少有人將錢穆、牟宗三這樣能融會貫通的大學者當作批評和做學問的楷模。

因此,真正的批評,不是冷漠的技術分析,而是一種與批評家的主體有關的語言活動。批評家應該是一個在場者,一個有心靈體溫的人,一個深邃地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對話者,一個有價值信念的人。有了這種對生命脈搏的把握,批評才能在文學世界里作深呼吸,而不是只販賣術語,或作枯燥的理論說教。米歇爾·福柯說:

我忍不住夢想一種批評,這種批評不會努力去評判,而是給一部作品、一本書、一個句子、一種思想帶來生命;它把火點燃,觀察青草的生長,聆聽風的聲音,在微風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號,而不是去評判;它召喚這些存在的符號,把它們從沉睡中喚醒。也許有時候它也把它們創造出來——那樣會更好。下判決的那種批評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歡批評能迸發出想象的火花。它不應該是穿著紅袍的君主。它應該挾著風暴和閃電。?

(米歇爾·福柯))

以一種生命的學問,來理解一種生命的存在,這可能是最為理想的批評。它不反對知識,但不愿被知識所劫持;它不拒絕理性分析,但更看重理解力和想象力,同時秉承“一種穿透性的同情”(文學批評家馬塞爾·萊蒙語),傾全靈魂以赴之,目的是經驗作者的經驗,理解作品中的人生,進而完成批評的使命。

這種批評使命的完成,可以看作是批評活動的精神成人,因為它對應的正是人類精神生活這一大背景。生命、精神、想象力、藝術的深呼吸,這樣一些詞匯,不僅是在描述批評所呈現的那個有體溫的價值世界,它同時也是對應于一種新的批評語言,那種“能迸發出想象的火花”的語言——所謂批評的文體意識,主要就體現在批評語言的優美、準確并充滿生命的感悟上,而不是那種新八股文,更不是貌似有學問、其實毫無文采的材料堆砌。而在我看來,當下眾多的批評家中,比較注重批評文體和文辭的,有張新穎、李敬澤、陳曉明、郜元寶、南帆、王堯、王彬彬、耿占春、何向陽等批評家,很多的人,批評文體的自覺意識顯然不夠。而我所夢想的批評,它不僅有智慧和學識,還有優美的表達,更是有見地和激情的生命的學問。只是,由于批評主體在思想上日益單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后,批評家普遍不讀哲學,這可能是思想走向貧乏的重要原因),批評情緒流于憤激,批評語言枯燥乏味,導致現在的批評普遍失去了和生命、智慧遇合的可能性,而日益變得表淺、輕浮,沒有精神的內在性,沒有分享人類命運的野心,沒有創造一種文體意識和話語風度的自覺性,批評這一文學賤民的身份自然也就難以改變。

而我之所以撇開關于文學批評的其他方面,鄭重地重申批評家對文學價值的信仰,重申用一種有生命力的語言來理解人類內在的精神生活,并肯定那種以創造力和解釋力為內容、以思想和哲學為視野的個體真理的建立作為批評之公正和自由的基石,就是要越過那些外在的迷霧,抵達批評精神的內面。我甚至把這看作是必須長期固守的批評信念。而要探究文學批評的困局,重申這一批評信念,就顯得異常重要。所謂“先立其大”,這就是文學批評的“大”,是大問題、大方向——讓批評成為個體真理的見證,讓批評重獲解釋生命世界的能力,并能以哲學的眼光理解和感悟存在的秘密,同時,讓文學批評家成為對話者、思想家,參與文學世界的建構、分享人類命運的密碼、昭示一種人性的存在,這或許是重建批評精神和批評影響力的有效道路。也就是說,要讓批評主體——批評家——重新成為一個有內在經驗的人,一個“致力于理解人類精神內在性的工作”的人,一個有文體意識的人。批評主體如果無法在信念中行動,無法重鑄生命的理解力和思想的解釋力,無法在文字中建構起一種美,一些人所熱衷談論的批評道德,也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

這或許是對文學批評的苛求了。但在這樣一個文學品質正在淪陷、批評精神正在潰敗的時代,繼續從事批評的工作,不僅是對自身耐心和良心的考驗,甚至還是一種斗爭。斗爭的目的是為了守護批評的信念,使批評能一直在文學世界里作靈魂冒險的旅行。俄羅斯哲學家別爾嘉耶夫在說到自己被迫與什么作斗爭時,他的回答是,“與我的潔癖,我精神和肉體的潔癖,病態的和針對任何事物的潔癖。”我在從事文學批評的過程中,經常想起別爾嘉耶夫這句話。或許,只有那些在精神上有潔癖的人,才能真正成為優秀的批評家,而一旦精神的純粹性出了問題,批評的專業自尊也必將受損。而要在批評中挺立起一種精神,并使其重新影響文學和社會,它除了要具備和作家、作品進行專業的對話能力之外,如何回到以文學的方式來理解生命和人性這條批評道路上來,也至關重要。

注釋:

①相關報道見田志凌:《網絡寫作“大神”駕到!當代文學已出現巨大的裂谷》,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6月17日B11版。

②羅杰·法約爾:《批評:方法與歷史》,懷宇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頁。

③洪子誠:《批評的“立場”斷想》,見《文學與歷史敘述》,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頁。

④謝有順:《文學批評的現狀及其可能性》,載《文藝爭鳴》2009年2期。

⑤李敬澤:《伊甸園與垃圾》,載《文藝爭鳴》2008年1期。

⑥李健吾:《咀華集·咀華二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⑦李靜:《當此時代,批評何為?》,載《中國圖書評論》2008年8期。

⑧李健吾:《咀華集·咀華二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頁。

⑨李健吾:《咀華集·咀華二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頁。

⑩李長之:《李長之書評》(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頁。

?程光煒:《文學史的興起——程光煒自選集》,河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03頁。

?轉引自郭宏安:《從閱讀到批評》,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262頁。

?何向陽:《批評的構成》,載《文藝報》2007年7月12日。

?錢穆:《談詩》,見《中國文學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124頁。

?米歇爾·福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嚴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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